楼成群，已经很有一些现代城市的味道了。

陈瞻是近年来第一个来到广州的皇室中人，而且封号‘揭阳’，这可是广东的城市，让广州人更多出了一股亲近感。

当宝船挂着彩旗出现在广州黄埔码头的时候，珠江口内的所有军舰民船的甲板上面，都站满了欢唿的水手旅客。包括外国的商船，都鸣响了礼炮向中国的亲王殿下致敬。所以在陈瞻和王妃并排站在前甲板上的时候，他就感觉着自己的肾上腺在不停地提升。码头上人山人海的欢唿，给让人有感觉了。

在码头上，还有不少从南洋各地往来广州进行贸易的华人华商。以及侨居暹罗、金边等地的华侨。甚至还有不少的欧洲人。

特别是英国人，表现的非常热烈。因为这位中国的亲王殿下的最终目的地是剑桥，剑桥郡的剑桥大学。据说在选择剑桥还是牛津这两所英国仅有的大学的问题上，亲王殿下很直接的选择了剑桥，而嫌弃牛津大学那丑陋的名字。

【亨利三世及其继承人的法令确保了这两所大学的垄断地位。一直到19世纪初，整整六百年，牛津和剑桥都是英国仅有的大学。欧洲其它地方没有哪里有这种垄断的。】

作为侨居国外的中国人，他们比陈汉内地的人民更能够深切感到自己社会地位的变化和提高，这种变化和提高催动了这些华侨华人在那些国家当中，行为做派的飞快改变。

虽然陈汉帝国并没有在这些‘友邦’面前露出自己的獠牙和利爪，但是谁都知道，陈汉帝国是个无可抗拒的庞然大物。

如果他们的国民和当地的华人华侨发生了冲突，当地政府百分之百会袒护中国人，根本不看谁有理谁没理，拳头就是最大的道理！

就比如在暹罗，华人在当地有‘皇族’之称。本来这个称唿是影射的郑信身上的华人血统，但现在曼谷的华人在暹罗，那真真就是一个炙手可热的特殊权力阶层。

只不过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彻底扭转的，外在最大的变化就是纯正的华式建筑越来越多了。连带起的，把不少土着人的建筑物都带动了。

很多去过暹罗、金边的欧洲人都很惊奇。在他们的眼中，暹罗、金边，还有东边的日本，这些都是中国人的势力范围，或许不能说是殖民地，但中国人在当地享受的却绝对是高人一等的地位。

欧洲人自己在经营殖民地的时候，欧裔移民和当地土着的身份差异，那是巨大的不可跨越的。

可是中国人这里不一样。

一些海港新兴城市里，华人的地位和财富都不需要去说了，他们甚至能占据着城市七八成的商业份额，绝对是当地商业繁荣的主导力量。

但是华人与土着之间却并没有那种相看两厌的抵触情绪，甚至是敌对情绪。

后者在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留下的地盘中，还不时的能够察觉到，可是中国人自己打的地盘里，却很难感觉到民族间的对立和尖锐矛盾。

华人的性格使得他们不会一朝得势就两眼朝天，对待土着哪怕是表面化的，也多是温和有礼，至少不会向白种人那样摆明的歧视。

儒家的中庸之道，还有‘与人为善、和气生财’的传统理念，出门在外的华人都是要有一定觉悟的。

在过去，他们会把自己往土着或者是统治阶级的‘外相‘上靠，比如把自己的窝改得富有当地特色，这是一种保护和更好的融合。或许他们心底里还有着自傲，发自骨子里看不起土着，但不远千里的下南洋的华人全都是赤贫阶级，贫穷已经消磨了他们太多的骄傲。

能置下一分产业，能生存下去，对于他们这才是最重要的。

把自己的房子、窝搞得那么具有中国特色有什么用吗？那样只会时时刻刻的提醒土着，你是个外来者而已。得到的结果很可能就是逐渐的孤立、冷漠，最后……

在当初的时代背景下，华人的力量是转变不了南洋的社会情况的，那么他们就只能取主动地适应这种社会情况。但现在不一样了。

中国人的影响力已经传入了每个土着的心底，华人的力量已经可改变整个南洋的社会情况。

于是，在暹罗，在日本，在金边，在万象，在这些国家里，那些高层贵族都还学习着华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作风，事实变成是当地的统治力量主动的向华人来靠拢，华人华侨的脑子进水了，才会再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传统。

事实上，这也是一种汉化。

回到欧洲的传教士，还有各国商人说起过这个情况：华人和土着的关系的确是比较友好的，他们之间的矛盾远远没有欧洲殖民地土着和白种人之间永远尖锐对立的态势。华人之所以富有，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政权的统治者，而是因为他们勤奋、努力。就很多的平民百姓而言，两者之间的机会是差不多平等的。

甚至在暹罗等国，一些头脑灵活的土着贵族、老板，都会聘请华人来‘参股’，说是股东，实际上就是一个白手套。反过来他们还能借助中国面孔和华人华侨的身份去扩张自己的农场和种植园。

……

“朱世海，你的社评，朕是常要看的。观点很是犀利啊。”

朱世海是当初被顺丰给搞到的一个大律师，当年被发配去了朝鲜当司法公员。在‘服役期’过去后，朱世海再次辞去了公职，杀回南京。

他的律师资格被注销了，再去考律师，顺丰才不会让他如意呢。朱世海就转投到了报社，他的名气在中国的法学界还是有点份量的。并且当初的那遭事儿，是非公道自在人心。朱世海从《金陵要闻》起家，到如今不仅是《法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