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乃普等10余人联名上奏，提出“公使驻京”之“八害”：一、知我举动，既速且详；二、建立高楼，窥我宫禁；三、营建使馆，拆迁民居衙署；四、观望陛路，无人敢禁；五、设馆传教，去我衣冠礼乐；六、民夷杂处，设有斗讼，无从讯断；七、包揽商税，任意往来，门禁税收尽废；八、朝鲜、琉球等国，由此滋生轻慢之心。

有个叫尹耕云的御史提出：这些夷人来京后，皇上以什么礼节见他们？要是外国人赖在京师不走，又当以何法逐之？另一个叫陈浚的御史，则提出了代表大多数人观点的“夷夏之防论”：“从来外夷臣服中国，入修朝贡，皆事毕即返，不许久留，所以严中外之大防也。若听异言异服之人，盘踞京邸，出入自由，则纳污藏奸，其弊何所不至”。就连后来对外以主和著称，倡导“洋务运动”的恭亲王奕䜣，此时也要求在谈判中不能示弱。“设若外夷无礼肆闹，立即拿下，或当场正法，或解京治罪”。

如此之多的官员就“公使驻京”一事，在同一天里进言，在咸丰朝已经属于不小的政潮。然而这些进言者，对当时欧洲各国已经普遍实行的互派使节的惯例，完全不了解。只是用他们意念中的使节驻京模式，来推测其危害。其实将反对“公使驻京”的理由，表达得最充分的，还是咸丰帝自己。他在给桂良的朱谕中明确指出：“准夷酋之伪钦差驻京，动受挟制，战抚两难，贻害无穷，不如战”。6月24日，咸丰一面命令桂良以“我等如擅自允许，大皇帝必将我等从重治罪”的借口拖延，一面下旨给在天津的僧格林沁，加倍防守，准备决裂。桂良第二天接到此谕，英方也恰于此日送来条约草案，要求于次日签字，不容更改。26日下午，英国特使额尔金派人表示，如不按时签约，立即开战。当晚6时，桂良与额尔金签订了包含“公使驻京”内容的《中英天津条约》。27日，又与法国专使葛罗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

条约签订后，桂良写了一道长篇奏折，历数无力与英法开战的5条理由，“天时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只好姑为应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7月3日，咸丰帝收到中英、中法条约的抄本，以及桂良的奏折。桂良奏报咸丰：英法兵舰即将撤退，但如没有令英、法满意的皇帝朱批，战端又会再起。无奈之下，咸丰拿起朱笔，在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上，写下了“依议”二字。

综合英、法、美、俄四国《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有：一、公使驻京，觐见皇帝用西方礼节；二、增开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镇江、南京为通商口岸；三、外国人凭“执照”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四、修改海关税则，减少商船船钞；五、赔偿英国银200万两、法国银100万两，条约签订之后，英法联军退出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