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战斗到最后一人；如有可能，最好一打仗就逃跑。欧洲人看到这一切后，沮丧之余只能得出结论，古希腊人和现代希腊人一定不是同一个民族，否则无法解释一个英雄的文化怎么会堕落到如此地步。

去帮助希腊的欧洲人试图使希腊人接受他们的军事文化，但失败了。克劳塞维茨没有试图使哥萨克人接受他的军事文化，但即使试了也一定会失败。克劳塞维茨和支持希腊独立事业的欧洲人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西方作战方式，也就是18世纪伟大的法国元帅德·萨克斯（Marshall de Saxe）在对土耳其人及其对手的敏锐评判中所总结的“秩序、纪律和作战方法”，是他们自己文化的表现，而“活下去等第二天再打”的战术则是哥萨克人和希腊游击队员的文化的表现。

简而言之，克劳塞维茨对“何谓战争”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文化层面上失于片面。这也难怪。从自己的文化中抽身出去，超然地观察它如何塑造和影响每一个人，最后形成他个性的定型，这对所有人来说都绝非易事。坚信个人主义的现代西方人也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对这一点难以做到。克劳塞维茨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是受启蒙运动教育长大的孩子；他生活在浪漫主义时代的德意志，是知识分子，也是改革的实干家；他注重行动，批评社会的弊病，并坚定地相信必须改造社会；他敏锐地观察现在，热切地希冀未来。但他没有看到，他作为一个有中央权威的欧洲国家的职业军官，与自己所属阶层的过去有着多么深刻的联系。他的思想已经非常精微深邃，但如果他的思考再加上一个方面，或许就能认识到，战争包括的远不只是政治。战争从来就是文化的表现，它还经常是决定文化形式的一个因素；在有的社会中，战争就是文化本身。

克劳塞维茨何许人也？

克劳塞维茨是位团级军官。对这个概念需要稍做解释。团是军队中的一个单位，通常有1000多人。在18世纪的欧洲，团开始成为军事活动中确定的单位，并原封不动地保持至今；事实上，尤其是在现在的英国和瑞典的军队里，一些团的历史连续三个世纪从未中断过。然而，当团在17世纪刚刚诞生的时候，它在欧洲不仅是新鲜事物，而且是欧洲生活中一个革命性的发展。它和自主的官僚机构以及公平的财政当局一样影响深远，而且和它们密切相联。

在语义学上，“团”这个字与政府的概念相关。它是确保国家对军队保持控制的手段。促成它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可追溯到在它出现200年前的一场危机，那是欧洲的统治者和为他们提供军事服务的人之间的危机。过去，国王要打仗，得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