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20年代晚期，他在反思自己青年时期发生的一系列旋风式的事件时，把它们归因于：

人民初次涉足国家大事，而他们之所以得以参与国事，部分地是由于大革命对每个国家内部状况的影响，部分地是由于法国对所有人构成的危险。这种情况将来会一直持续下去吗？从今往后，欧洲的每一场战争是否都会使国家倾其所有，因此只会为了影响到人民的重大问题才打仗？抑或我们将再次看到政府和人民的逐渐分离？对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

虽然克劳塞维茨是个称职的历史学家，但是他的思考受限于界定了他世界观的两个制度——国家和团，结果没有给自己留出足够的空间去观察在国家和团这两个概念不存在的社会中的战争是多么不同。毛奇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信奉克劳塞维茨的思想纯粹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他曾在埃及和奥斯曼土耳其为那里的苏丹打过仗，所以他很清楚，在那类遥远地方发生的战争的形式可能是克劳塞维茨从未见过的，但与当地社会的性质却十分契合，甚至应该说是密不可分。

战争的不同形式中的第一种是神权政治对战争的抑制最终被实际需要所压倒，体现这种形式的是复活节岛的神秘历史。第二种是周围的动乱使相对温和的原始游牧社会变为极端尚武的社会，祖鲁王国即是例子。第三种是宗教禁止持同样信仰的人彼此作战，结果造成了军事奴隶制这种奇怪的制度，如埃及的马穆鲁克。第四种是日本的武士制度，它为了维护已有的社会结构而禁止采用更先进的作战技术。当然，上述情况克劳塞维茨基本上都无从得知。的确，在18世纪的欧洲，探险家描述太平洋航行的各种撰述轰动一时，但即使理论上他可能读到过关于居住在复活节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和日本武士时代制度的描述，他也不可能知道祖鲁人的情况，因为祖鲁王国雄霸南部非洲的时代在他去世的时候才刚刚开始。不过，关于马穆鲁克他倒是应该非常了解，哪怕只是因为他们是奥斯曼帝国最著名的子民。即使到了克劳塞维茨的时代，奥斯曼帝国依然是欧洲国际政治中一个重要的军事因素。他肯定知道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土耳其禁卫军，而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在奥斯曼土耳其公共生活中占据至高无上地位的是宗教，而不是政治。他在研究中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制度丝毫未予考虑，这使他的理论在根本上是不完整的。从军事奴隶制进一步放眼望去，看到波利尼西亚人、祖鲁人和日本武士更加奇怪的军事文化，看到他们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