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回报的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说法有一定道理。另一方面，农人争夺起田地和用水权来寸步不让，被首领召集去打仗也颇耐苦战，但普遍观察证明，他们也同样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行我素，毫不变通，不到迫不得已绝不放弃自己的牲畜和田地。马克思认为农民“不可救药”，意思是他认为不可能把农民召入他希望建立的革命队伍，借他们的力量推翻资本主义秩序。毛泽东却不这么看。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在对古希腊战争史富有惊人创见的研究中令人信服地证明，是古希腊城邦的小农发明了西方人所信奉和实施的“决战”概念。不过，马克思的观点也有道理。农民的确死守着田地和村庄，不肯离开故土，也的确总是只顾自己那点儿抱怨和不满，本能地抗拒应召去距首选土地十分遥远、接近荒野地带的边界处打仗，不管打仗的理由是多么充分。

应当指出，在同文同教的农耕人民之间，大规模战争很少发生。另一方面，在地球温带地区，耕地和非耕地之间的界线经常是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长长的壁垒。有罗马人在苏格兰高地脚下修建的安东尼长城；有罗马时期在德意志修建的把耕地和森林隔开的筑有堡垒的边界线；有保护土地肥沃的马格里布不受撒哈拉匪徒袭击的非洲工事（fossatum Africae）；有罗马人沿约旦河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的源头修建的“叙利亚”要塞——该要塞由碉堡和军用公路组成，是耕地和沙漠之间的界线；有俄国人为抵御从大草原来的匪徒而修建的从里海到阿尔泰山，长达2000英里的“碉堡线”（cherta）；有在克罗地亚把萨瓦河与德拉瓦河流经的平原与南面土耳其人控制的山区隔开的哈布斯堡军事边界；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长城，建造它是为了阻止草原的游牧民族染指长江和黄河地区引水灌溉的农田。它的规模如此宏大，历朝历代不断增修，至今考古学家仍未了解它的全貌。

这些壁垒森严的边界显示出肥沃耕地上的富有者和土壤太贫瘠、气候太寒冷或太干旱，因而无法垦殖的土地上的匮乏者之间的根本性紧张关系。然而，不能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就错误地以为重大战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抢夺财产。人类打仗的动机要复杂得多。以耕作为生的同一民族的人也互相作战，有时还非常凶狠；来自肥沃区以外荒原的物资匮乏的民族也许只是为了理念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