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内容也持同样的看法，F·温多夫（F.Wendorf）注意到，墓穴中出土的59具骨架中，许多显示生前受过伤。骨架同

110件物品直接相连，几乎所有物品所处的位置都表示它们是投射物的尖刺或矛尖，刺入了身体。这些物品不是殉葬品。许多位于脊椎附近，其他常见的位置有胸腔、下腹部、手臂和头部。有几件是在颅骨内部发现的，其中有两件仍嵌在（颅骨底部的）蝶骨上。它们的位置表明，它们是从下颚以下的部位进入颅腔的。

因为那些骨架几乎是男女各一半，骨头伤处没有愈合的痕迹，说明受伤后即刻死去，所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死者死于狩猎群体之间争夺领地的打斗，可能是由于冰河期尾声气候不稳定在努比亚地区造成突发性干旱引起的。

费里尔猜想，“这个考古现场可能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史前战争的第一组大批的骨骸证据”。然而，也可能不是。另一位学者提出，这些尸体可能是在不同的时间被掩埋的。他们也许和杀死他们的人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化，因为尼罗河河谷上游是新石器时代的大熔炉；那样的话，就完全不能用来说明石器时代狩猎者的凶猛好战。还有未经仔细研究的第四个可能性，即这些坟墓的确揭示了狩猎者之间作战的证据，但那是和雅诺马马人及马陵人的“突袭”或“群战”同类的活动。受害者既有男性也有女性，这一点可以作为这一种解释的佐证；费里尔所谓的“过分杀戮”是另一个佐证。“过分杀戮”在这里指对同一个人的多次伤害——在一个年轻女性的骨架里，发现了21个箭头或矛头。马陵人打“群战”就是要不分男女老幼，把他们所攻击的村子里的人杀得鸡犬不留；如果死者的伤使人猜想可能当时发生了大屠杀，那不正是人类多少世纪以来在许多地方干过的事吗？瑞典哥得兰岛有一个合葬地，里面埋着1361年维斯比战役中丧生的2000具遗体。发掘时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是许多遗体遭到了极为严重的残害，典型的是胫部多次受到剑伤，只有当人已经无法动弹的时候才有可能用剑砍成那样的伤。不过，我前面说过，“突袭”和“群战”都不应真正算作战争行为。它们都存在于“军事的地平线下”，应被视为大规模谋杀，而不是战争中的战斗。如果117号坑里的死者和攻击他们的人像最初的发掘者设想的那样，都来自狩猎文化，如果那些死者都是在同一时间被杀的，那么这种可怕的结果就进一步加强了这样的观点，即新石器时代的猎人充其量只是原始的战士，他们所属的群体没有专门的军人阶层，也没有“现代”的战争概念。他们无疑经常打斗，也伏击、突袭别人，可能还打“群战”；但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并没有组织起来去征服别人，或占领别人的地盘。

然而，史前时期的努比亚和现在一样，位于肥沃和贫瘠土地的交会处，当时生活在那里的人可能为我们了解“原始的”战争最终如何变为“真正的”或“现代的”或“文明的”战争提供了钥匙。对117号坑出土物的另一个解释是，它们不是狩猎群体争夺狩猎场的打斗的遗物，而是代表着迥然不同的两种经济之间的冲突。上一个冰河期结束后发生的气候变暖使上尼罗河河谷特别有利于石器时代的人转向更加稳定的新生活方式。考古发现的石制工具表明，那里的居民已经开始收割野草，把打下来的草籽磨成面；还有更加细微的迹象表明他们至少也开始试图驯化牲畜，并放养这些他们赖以生存的动物。那个时代的人正摇摆于放牧和农业这两种改变了人与其生活环境的关系的活动之间。狩猎者和采集者注重地盘；放牧者依靠牧场和牲畜的饮水处；耕作者需要土地。一旦人期望他在特定地方投入的周期性活动能产生定期回报，无论这样的活动是照顾产羔的母羊、放牧牲畜、播种，还是收获，他都很快会发展出权利感和占有感。对贸然进入他投入了时间和力气的地方的人，他必定会同样迅速地发展出使用者和占有者对篡夺者和侵入者的敌意。固定的期望会导致固定的反应。放牧和农业活动会引发战争，农业尤甚。这也是对117号坑出土物的一种解释。有人建议说，也许那时发生了气候剧变这一地球暖化时的经常现象，迫使一群狩猎者或采集者回头向尼罗河方向移动，结果与在同一地盘的初期牧民或农民发生了冲突。至于埋葬的人属于哪个群体，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狩猎者使用起武器来应该比较得心应手。J·M·罗伯茨说：“我们可以猜想，贵族这个概念最初的一点儿模糊的影子应该是来自狩猎－采集者作为更古老的社会秩序的代表，对被束缚在农地上的定居者的压制（他们一定屡屡得手）。”狩猎权总是掌握在比耕作者地位更高的人手中，垄断狩猎权的贵族对胆敢偷猎的人严惩不贷，废除贵族的狩猎权经常是造反者的主要要求，这种情况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狩猎－采集者后来一直处于衰落之中，到了封建时代，据称是他们的后代，顶着像“伟大的猎鹰人”“森林之王”或“马背上的主人”这类称号的贵族才开始对封建领地上的村民和在农田里干活的孩子作威作福。与此同时，在生态环境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受时代潮流眷顾的是那些通过劳动改变大地的人，而不是那些只满足于掠取大地果实的人。农业代表着未来。

从冰川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