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开外就能穿透铠甲。箭轻反而更好，牧民武士可以携带大量的箭——箭囊里能装50枝箭，通过向敌人发射箭雨使其无还手之力，因此而赢得战争。

战车弓箭手或马上弓箭手的简单装备3000多年来一成不变。最核心的是弓、箭和放箭时保护拇指皮肤的扳指儿；重要的配件有箭囊和弓盒，用来保护弓箭不受温度和湿度变化的影响（温度和湿度都会降低弓箭的射程和准头）。这种装备在对复合弓箭手的最早描绘中可以看到，今天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宫展览的18世纪奥斯曼苏丹王王室宝器大部分都是复合弓装备。马背上的人的世界中还有许多其他东西也一成不变，包括帐篷、地毡、炊事用具、服装和游牧民族的简单家具。游牧的牧民把东西装在箱子里，把两个箱子用绳子连起来，一边一个驮在牲口背上，他们使用的锅和烧水壶是圆底的，便于摞在网篮里；突厥人用作战鼓的铜鼓其实就是在游牧民族用的大锅口上绷上皮子做成的。

除了装备和对动物习性的熟悉，随时可以拔营出发也是战车武士善于侵略性作战的原因。一切战争都需要运动，但对习惯定居的人来说，哪怕是短距离的运动也困难重重。他们的装备笨重难移；他们缺少可随时征用的运输手段，尤其是拉车的牲畜，因为田里的活计也需要牲畜；人和牲口的口粮都散碎而不易运输。习惯定居的人受不了露宿，但又没有帐篷；天气不好时，他们要躲避雨雪，没有防水的衣服；吃饭要定时，还要做熟。农民比工匠能吃苦，希腊人认为，农民因为从事叫作“ponos”的辛苦农活，所以锻炼得最适合打仗；但即使是农民和游牧的牧民相比也太娇气。牧人总是在运动中，吃喝要抓时间，无论刮风下雨都在路上，只需要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他的全部财产一声令下即可马上打包，他的口粮随着他拔营起寨逐水草而行。即使是特别受上天眷顾，冬夏有固定草场，可以按季节赶着畜群迁移的牧民也比定居的农民能吃苦得多。在贫瘠的大草原上，古时候各个游牧部落必须为了不多的几块牧场你争我夺，练成了世界上最强悍的民族。

美国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在1926—1927年间沿着公元前第二个千年那些把战车带到中国的人可能走过的路，穿越了印度和中国之间1700英里的不毛之地；古人一路走来，经过一个个绿洲，花了几代人的时间。拉铁摩尔回忆说，和他一起旅行的大篷车队的人

变成了游牧的牧人。他们许多敬神的仪式和自保的禁忌不仅传自蒙古人，而且也是出于游牧民族最原始的本能。他们努力讨好安抚各种精灵神怪。在这片光秃秃的无主土地上，危险四伏、资源稀少；他们这些到处游荡的野蛮人无时无刻不提心吊胆，而精灵神怪就暗地里跟在他们后面，藏在他们的帐篷附近。从在第一个营地搭起帐篷开始……火和水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每当在一个新地方架起帐篷后，烧好的第一壶水和做好的第一锅饭都必须拿一点儿扔到帐篷外。

即使大篷车队的食物和水味道很差，难以下咽，也不能破了这个规矩。

我们黎明起身，先……用最粗糙的茶梗、茶叶和茶末煮茶……在煮好的茶里放入炒过的橡子面或炒小米搅拌成稀糊糊喝下去。小米看起来像是鸟食，实际上也真是用来喂鸟的。中午时分，我们吃一天中唯一一次真正的饭，是用半熟的面团做成的。我们自带白面，每天都做同样的面团。在面粉里加水，揉成面团，然后揪成小疙瘩或切成粗面条……我们之所以喝那么多茶，是因为水不好。未经烧开的水绝不能喝……我们在各地都是从井里打水，各地的井水都含有很多盐、碱，我想还有多种矿物盐。有时水咸得简直没法儿喝，有时苦味很大。最糟糕的水……是稠的，几乎发黏，又苦又涩，难喝得要命。

拉铁摩尔遇到的游牧民族在喝茶和吃面粉这类生活习惯上也许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游牧民族有所不同，但在其他方面，他们的生活方式恐怕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都同样受制于大自然的无边威力、多变难测和极端严酷。对任何能缓解如此艰苦的生活条件的事物，人一定都趋之若鹜。我们应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战车和复合弓这两个了不起的物品为什么起源于文明世界和游牧世界的交界处，至于它们如何起源，也许不必过分费力追究。

战车的基本部件，即轮子、车身、轴杆和金属配件，是文明的产物，因为它们的前身是为做农活和造房子所用的比较笨重的工具。至于是谁改善了这些部件，造出了可长途驱驰的轻便战车，考古学家至今仍各执一词，但他们没有讨论的问题是，战车是做什么用的。要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看一看人把战车用于何种用途：当然用它来打仗，但也用它来打猎。战车不怕路面的崎岖，猎人可以凭借它用复合弓射杀猎物，许多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出土文物都有这样的描绘；中国周朝的诗歌也表明战车是打猎用的车辆。

既然如此，战车和复合弓之所以同时出现，也许是因为它们满足了牧人的一个关键需要——为他提供了比奔跑更快的驱赶畜群的手段，也使他的机动性大为增加，能追上狼、熊和大型猫科动物等骚扰畜群的捕猎动物，或至少与它们相去不远。对用复合弓猎狼的猎人来说，战车绝对是出色的平台。猎人在战车上准确射杀跑动的猎物并不比以后的人骑在马上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