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敌手；萨拉丁则是伊斯兰全力应对大草原的威胁的产物，他由突厥奴隶兵组成的核心部队精于骑射这种猛烈的作战技能。东征的十字军把他们在东方学到的方法带回了欧洲，他们北征打击异教徒斯拉夫人的时候就可能应用了那些方法，而斯拉夫人同时也遭到了大草原民族从另一边的进攻；那些方法最终渗透到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718—1492年）期间，基督教骑士在对伊斯兰的作战中惨无人道。成吉思汗若地下有知，一定大为称许。极其残忍的作战方法在西班牙扎下了根，印加人和仍然奉行毫无实际用处的花之战仪式的阿兹特克人在西班牙征服者手中的悲惨遭遇，归根结底要追溯到成吉思汗，这样说并非不着边际的胡扯。

在与大草原骑马民族联系最紧密的中国，蒙古人的作战方式产生的影响也许最为持久。费正清提醒我们，中国比任何其他的伟大文明都更长久地保留了战争的原始仪式，包括占卜和作战前由主将显示勇力，另外还包括其独特的民族因素，即被中国人奉为圭臬的儒家守则——“君子动口不动手”。公元第一个千年期间入侵中国后被同化的突厥人也接受了这样的道德规范，尽管他们仍为自身娴熟掌握草原勇士的骑射技术而自豪。然而，中国被忽必烈征服后，为了推翻蒙古人，不得不进行暴力反抗，结果明朝的皇帝被迫建立起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专制的制度。明朝事实上实现了中国的军事化，建立了世袭的军人阶层；在明朝统治下，中国采取了唯一一次海外扩张的持续性行动，还以攻为守，对草原进行了最大规模的遏制；明朝在长城以北发动了5次大规模进剿，也重修了长城，使其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规模。为恢复华夏旧制而采取的军事行动产生了始料不及，而且是适得其反的结果：“赶走了蒙古元朝的明政权显得更为残暴，它采纳了元朝军事制度的某些特点，把全副精力用在应对蒙古军事力量东山再起的威胁上。”

明朝的确应该绷紧对大草原蛮族人的警惕之弦，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7世纪推翻了明朝的是新出现的威胁，不是蒙古人，而是蒙古人的宿敌满洲人。

严格来说，满洲人并非马背上的民族，因为他们在离开满洲挺进中原之前，就基本上定居下来，汉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商业活动也十分发达。但他们军队的核心是骑兵，他们把蒙古人借武力把中国的行政制度为己所用的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

这不仅是军事层面，更是政治组织层面上的成就。秘诀在于游牧民族通过与边境地区的汉人接触合作，学会了一方面使用非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