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影响的一种通达的了解。过惯了舒适而有规律的生活、习惯于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受不了战争的严酷。法国大革命在实现平等的狂热中，粗暴地把这一观念扔在一边，要使多数人也能享受之前少数人的特权，即贵族的武士地位所带来的享受充分的法律自由的权利。这样做并不能完全算错。许多正派人的父辈对当兵避之唯恐不及，但他们自己却成了出色的军人，无论是做士兵还是做指挥官：拿破仑手下最大胆敢闯的元帅缪拉（Murat）原来是学习神学，准备做神父的，贝西埃（Bessieres）是医学院的学生，布吕内（Brune）是报纸编辑。不错，斯大林和墨索里尼也曾分别做过神学院学生和报纸编辑，但他们属于后来的时代，而且本身就脾气暴烈。缪拉、贝西埃和布吕内在他们的时代都算是体面的资产者，他们对军旅生活的纪律和危险安之若素，这完全是他们的脾性碰巧使然。即使在拿破仑的军队里，他们也是例外。100年后，他们的情况就很常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队里从士兵到将军，来自各行各业，他们中间许多侥幸活下来或没有受伤的人坚韧不拔，毫无怨言地在军中服役了两三年，甚至四年。但是，步兵200%～300%（原文如此，疑有误，当为20%～30%。——编者注）的伤亡率，伤亡人数越过100万大关，这些足以粉碎一个民族的斗志。到1918年11月，4000万人口的法国损失了170万男青年，意大利3600万人口中有60万人丧生沙场，大英帝国战死的军人更是高达100万，其中70万来自英伦三岛上的5000万国民。

战前人口为7000万的德国虽然损失了200多万人，但居然一直坚持到最后，所以更加不同寻常。德国也付出了感情上的代价，但和流行于战胜国的情绪迥然不同。对战胜国的人民来说，他们再也不愿意承担如此惨痛的战争代价了。“我不敢相信和平就要到了，”公公曾担任过英国首相的辛西娅·阿斯奎思（Cynthia Asquith）这样写道，“我想恐怕需要比过去更大的勇气……才能真正明白，战争结束后，死去的人再也活不过来了。”当然，对千百万家庭来说，1918年11月意味着终于不再需要像之前的4年一样，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来敲门的邮差会送来报噩耗的电报，但阿斯奎思的感觉没有错。伤亡数字如此巨大，几乎每一个家庭圈都有或死或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