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罢免他，可以贬退他，可以赐他死，甚至可以灭他全家；但如果把他们捆绑起来，戴上刑具，交给司法官吏，让他们和囚徒一起服役，被小吏辱骂鞭打，这实在不适合让百姓看到。让地位卑贱的人习惯看到尊贵的人一旦犯错，也会遭受这样的待遇，这不利于培养尊重尊贵者的风气。

古时候，大臣因不廉洁而被废黜，不说他不廉洁，而说“簠簋不饰”（意思是盛食物的器具不整洁，暗指品德有亏）；因淫秽乱伦、男女无别而获罪，不说他淫秽，而说“帷薄不修”（意思是家中的帷幕屏障没有整饬，暗示家风不正）；因软弱无能、不能胜任而获罪，不说他软弱，而说“下官不职”（意思是下属官员不称职）。所以，当贵重大臣确实犯了罪，也不会直接用罪名来称呼他，而是委婉地替他隐瞒。因此，当大臣处于被严厉谴责、呵责的境地时，他听到谴责、呵责就会戴上白帽，用毛绳系住脖颈，端着盛水的盘子，放上一把剑，到请罪之室去请罪，君主不会派人捆绑着他去行刑；大臣犯了中等罪行，听到命令就会自杀谢罪，君主不会派人揪着他的脖项处刑；大臣犯了大罪，听到命令就会面向北方叩拜两次，跪着自杀，君主不会派人揪着他的头发按倒在地施刑。君主会说：“您自己犯了过错，我已经对您以礼相待了。”君主以礼相待，群臣就会自我激励；用廉耻来约束他们，人们就会注重气节品行。君主设立廉耻、礼义来对待臣子，臣子如果不以气节品行回报君主，那就不配做人。所以，教化成功、风俗形成之后，做臣子的都会顾全品行而忘却私利，坚守节操而践行大义，这样就可以把不须帝王亲自处理的大权托付给他们，可以把幼小的孤儿托付给他们，这就是培养廉耻、推行礼义所带来的结果，君主又会损失什么呢？如果不这样做，却长期实行不尊重大臣的做法，所以我说这也是值得深深叹息的事。

贾谊因为绛侯周勃之前被逮捕入狱，最终却没事，所以用这番言论来劝谏汉文帝。汉文帝深受触动，接纳了他的建议，开始以礼对待臣下，注重节制。从这以后，大臣有罪，大多选择自杀，而不愿接受刑罚。

汉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冬天十月，汉文帝下令，列侯的母亲、妻子，诸侯王子以及俸禄二千石的官吏，不得擅自征调抓捕百姓。夏天四月，大赦天下。六月癸酉日，未央宫东阙的罘罳（一种设在门外或城上的网状屏风）发生火灾。民间流传着一首歌唱淮南王的歌谣：“一尺布，还可以缝制成衣；一斗粟，还可以舂米做饭；可兄弟二人却不能相容！”汉文帝听到后，心中十分愧疚不安。

汉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夏天，汉文帝封淮南厉王刘长的儿子刘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道汉文帝日后必定会再封他们为王，就上书劝谏说：“淮南王悖逆无道，天下谁不知道他的罪行！陛下赦免了他，将他流放，他自己生病而死，天下人谁会认为对他的处置不当呢！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为王，只会让陛下在天下人面前背负骂名。这些孩子长大后，怎么可能忘记他们的父亲呢！当年白公胜为父报仇，他的仇人是祖父和叔父。白公胜发动叛乱，并不是想夺取国家政权，只是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怒，亲手刺向仇人的胸膛，即便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淮南国虽小，当年黥布就曾凭借它起兵；汉朝能平安无事，只是侥幸罢了。给予这些人足以危害汉朝的资本，从策略上看很不利。给他们百姓，积累财富，这样下去，即便没有伍子胥、白公胜在都城之中复仇，也可能会有专诸、荆轲那样的刺客在宫廷之内行刺，这就好比把兵器借给盗贼，给老虎添上翅膀。希望陛下仔细考虑！”汉文帝没有听从贾谊的劝谏。

这一年，东方出现了彗星。

汉文帝九年（公元前171年） ，春天，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土地干涸，庄稼受灾，百姓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汉文帝十年（公元前170年），冬天，汉文帝前往甘泉宫。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让汉文帝十分棘手的事：将军薄昭杀了朝廷的使者。薄昭是汉文帝母亲薄太后的弟弟，也就是汉文帝的舅舅 。汉文帝不忍心直接下令诛杀他，就派公卿大臣们去陪薄昭喝酒，想让他自己明白过错，主动自杀谢罪。可薄昭不肯自尽。无奈之下，汉文帝又让大臣们穿上丧服，到薄昭家里去哭吊，薄昭这才自杀。

对于这件事，司马光评论道：李德裕认为，“汉文帝杀薄昭，决断倒是很果断，但从道义上来说不太妥当。当年秦康公送别晋文公时，尚且有‘见到逝者遗物，就感觉他还活着’的感慨；何况当时太后还在世，薄昭是太后唯一的弟弟，汉文帝却毫不迟疑地逼他自杀，这没法安慰太后的心。”但我（司马光）认为，法律是天下公用的准则，只有善于运用法律的人，对待亲人和外人一视同仁，严格执法，这样才没人敢有所依仗而触犯法律。薄昭虽然一向被称为德高望重的人，但汉文帝没有给他安排贤能的师傅教导他，还让他掌握兵权；他骄纵起来冒犯君主，甚至到了杀害朝廷使者的地步，这难道不是有所依仗才敢这么做吗？如果汉文帝就此赦免他，那和汉成帝、汉哀帝时期又有什么区别呢（汉成帝、汉哀帝时外戚专权，法纪松弛）？魏文帝曾经称赞汉文帝的美德，但不认同他杀薄昭的做法，说：“对于太后、皇后的家族，只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