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任少府。戊戌日，皇帝任命张安世为卫将军，把长乐宫、未央宫的卫尉，城门和北军的兵权都交给他掌管。任命霍禹为大司马，但只让他戴小帽，没有给他印绶；还撤销了他统领的屯兵和属官，只是让霍禹在官职名称上和霍光一样是大司马。又收回了范明友的度辽将军印绶，只让他担任光禄勋；霍光的中女婿赵平担任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统领屯兵，皇帝也收回了他的骑都尉印绶。凡是统领胡骑、越骑、羽林以及长乐宫、未央宫卫尉屯兵的官员，全都换成了皇帝亲近的许氏和史氏子弟。

在汉武帝时期，频繁征调人力物力，百姓生活困苦，很多人因为走投无路而犯法，犯罪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汉武帝让张汤、赵禹等人制定法令，规定了官员如果发现犯罪却不举报就要受罚，上下级官员之间要互相监督等法律。还对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人从轻处罚，对放走罪犯的人从重惩处。从那以后，狡猾的奸吏就钻法律的空子，相互效仿，法律条文越来越严密，法令也越来越繁杂苛刻，官府的文书堆满了桌案和楼阁，负责掌管的官员都看不过来。所以各郡国在执行法律的时候标准不一，同样的罪名，判决却不一样。奸吏们就趁机徇私枉法，想让谁活就找理由轻判，想陷害谁就往重了判，很多人都因此含冤受屈。

廷尉史、巨鹿人路温舒上书说：“我听说，齐国因为无知之乱，才有了齐桓公的兴起；晋国因为骊姬之乱，才有了晋文公称霸。近代赵王不得善终，吕氏家族作乱，才有了汉文帝成为一代明君。由此可见，祸乱的发生，往往是为圣人开创基业做准备。在经历变乱之后，新君一定会推行与以往不同的惠民政策，这是贤圣之人彰显天命的方式。之前汉昭帝去世后没有子嗣，昌邑王行为淫乱，这正是上天要让陛下成为圣明君主的契机。我听说《春秋》很重视新君即位，强调天下一统，并且谨慎对待开始。陛下刚刚登基，顺应天命，应该改正前朝的失误，端正新朝的正统，废除繁琐的法令，解除百姓的疾苦，以顺应天意。我听说秦朝有十大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还存在，就是负责刑狱的官吏问题。刑狱关系着百姓的生死，人死了就不能复活，肢体断了也不能再接上。《尚书》说：‘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错。’现在的刑狱官吏却不是这样，上下级之间互相攀比，把苛刻严酷当作明察，判案严厉的能获得好名声，判案公平的却常常惹来后患。所以这些官吏都希望犯人被处死，这不是因为他们憎恨犯人，而是因为只有犯人死了，他们自己才能平安无事。因此，死人的鲜血在街市上流淌，遭受刑罚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每年被判处死刑的人数以万计。这让仁圣的君主感到痛心，天下不能太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之常情，生活安逸就愿意活着，痛苦不堪就想求死，在严刑拷打之下，什么样的供词得不到呢！所以犯人受不了痛苦，就会编造虚假的供词；官吏们觉得这样对自己有利，就会引导犯人按他们的意思招供；上奏的时候怕被驳回，就会罗织罪名，把案子坐实。等判决文书呈上去，就算是皋陶来审理，也会觉得犯人死有余辜。为什么呢？因为经过层层加工，编造的罪名看起来就很确凿了。所以俗话说：‘就算是在地上画个监狱，人们也不愿意进去；就算是用木头刻个狱吏，人们也不想和他对质。’这些都是人们痛恨酷吏的真实写照。希望陛下能减省法制，放宽刑罚，这样太平盛世就会到来。”皇帝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十二月，皇帝下诏书说：“最近官吏们在执法时，越来越善于用法律条文来罗织罪名，这是我德行不够造成的。如果判案不公正，就会让有罪的人逍遥法外，无辜的人蒙冤被杀，导致父子悲痛怨恨，我非常痛心！现在派廷史到各郡参与审理案件，但他们职权小、俸禄低，我决定设置廷尉平一职，俸禄六百石，一共四人。一定要公正地审理案件，让我满意！”从这以后，每年秋天审核案件的时候，皇帝都会亲自到宣室，斋戒之后再处理案件，这一时期的刑狱判决，被人们认为比较公平。

涿郡太守郑昌向皇帝上书说：“现在有英明的陛下亲自过问案件，就算不设置廷尉平，司法也能公正。要是为后世考虑，不如直接删减修订律令。律令一旦确定，普通百姓知道什么不能做，奸猾的官吏也没办法玩弄法律。现在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设置廷尉平处理表面事务，以后要是朝政衰败、皇上懈怠，这些廷尉平可能会滥用权力，成为祸乱的源头。”

汉昭帝在位时，匈奴派了四千骑兵在车师屯田。后来汉朝五位将军攻打匈奴，在车师屯田的匈奴人吓得逃走，车师又和汉朝恢复往来。匈奴很生气，就召车师太子军宿去当人质。军宿是焉耆王的外孙，不愿意去匈奴当人质，就逃到了焉耆。车师王只好改立儿子乌贵为太子。乌贵当上国王后，和匈奴通婚，还教匈奴人拦截汉朝通往乌孙的道路。

这一年，侍郎郑吉和校尉司马喜，带着免刑的犯人在渠犁屯田积粮，然后征调西域各城郭国家一万多兵力，加上自己率领的一千五百屯田士兵，一起攻打车师，把车师打下来了，车师王只好投降。匈奴发兵攻打车师，郑吉、司马喜带兵北上迎敌，匈奴人不敢前进。郑吉、司马喜就留下一名候官和二十名士兵保护车师王，自己带兵回渠犁。车师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