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忘记了礼敬的重要性，一味地相信那些禁忌的书籍，拘泥于小事情，从而损害了国家大典。从现在起，斋戒等礼仪应该按照旧有的典章制度进行，这样或许才能回应那些风雷、灾异等异常现象。另外，古时候选拔人才，是让诸侯每年向朝廷推荐。汉武帝的时候，郡里举荐孝廉，还有贤良、文学等选拔途径，所以那个时候名臣辈出，文臣武将都很出色，汉朝选拔人才也就这几种途径。而书画辞赋，不过是小才能，对于治国理政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陛下刚即位的时候，先学习儒家经典，处理政务之余看看文章，不过是当作一种娱乐，就像下棋一样，不应该把这个作为选拔人才、教化百姓的根本。可是现在这些书生为了追求利益，写作的风气十分盛行。水平高一点的，还会引用一些经书中的道理来讽喻；水平低的，就用一些粗俗的俗语，和杂耍艺人差不多，有的甚至抄袭别人的文章，假冒别人的名字。我每次在盛化门接受诏令，考核评定他们的文章，那些水平不够的人，也跟着其他人一起被授予官职。既然已经给予了他们恩惠，现在也很难收回改变，但让他们只享受俸禄，在道理上已经很优厚了，不能再让他们去治理百姓或者在州郡任职。以前汉宣帝在石渠阁召集儒生讨论，汉章帝在白虎观聚集学士研究，他们讨论经典、解释含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文武治国之道，都应该以此为借鉴。至于那些只有一点小才能的人，就算他们的作品有可看之处，孔子也说过，这种小才能用于长远大事就会行不通，君子应该追求大的目标。还有，之前一下子把那些自称‘宣陵孝子’的人都任命为太子舍人。我听说汉文帝规定服丧三十六日，就算是继承皇位的君主，父子之间如此亲近，公卿大臣们受恩深重，也都克制感情，遵守制度，不敢逾越。可现在这些虚伪的小人，和皇室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既没有受到特殊的恩惠，也没有实际的才能，他们的‘孝心’没有任何依据，甚至还有奸诈之人混在里面。桓思皇后出殡的时候，东郡有个偷别人妻子的盗贼，就混在这些‘孝子’当中，后来被本县官府追捕，才伏法认罪。这种虚伪混乱的情况，说都说不完。太子的属官，应该选拔品德高尚的人，怎么能任用这些来自墓地的奸邪之人呢？这是非常不吉利的事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应该把他们遣送回原籍，以揭露这种欺诈行为。”奏章呈上后，皇帝这才亲自到北郊迎接节气变化，并举行了辟雍之礼。同时，皇帝又下诏，把那些因为自称“宣陵孝子”而被任命为舍人的人，全部改任为县丞、县尉。

护乌桓校尉夏育向皇帝进言说：“鲜卑不断侵犯边境，从春天到现在，已经发动了三十多次侵扰。我请求征调幽州各郡的军队，出兵塞外攻打他们。只要一冬两春的时间，肯定能把他们消灭干净！” 此前，护羌校尉田晏因事获罪判刑，后来得到赦免。他一心想立功赎罪，便请中常侍王甫帮忙，希望能再次成为将领统兵作战。王甫趁机提议让田晏带兵，和夏育一起去讨伐鲜卑。皇帝同意了，任命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但朝中很多大臣都反对这个决定，于是皇帝把百官召集到朝堂上，一起商议这件事。

蔡邕发表意见说：“征讨外族，自古以来就有。但不同时期情况不一样，形势也有适合和不适合的时候，所以谋划有得有失，事情有成功也有失败，不能一概而论。当年汉武帝那么神勇威武，手下将帅精良勇猛，国家财力充足，领土广阔，可经过几十年征战，官府和百姓都变得穷困，连汉武帝自己都后悔不已。现在我们的人力、财力都比不上那时，情况比过去更差！自从匈奴远逃，鲜卑逐渐强大起来，占据了匈奴原来的地盘，拥有十万兵力，不仅作战能力强，还越来越狡猾。再加上边境关卡不严，禁令漏洞多，优质的金属和铁器都流入他们手中，还有逃过去的汉人给他们出谋划策。他们武器锋利，战马迅捷，比当年的匈奴还要难对付。以前段颎是有名的良将，精通军事、善于打仗，讨伐西羌还花了十多年时间。如今夏育、田晏的才能和谋略未必超过段颎，鲜卑的实力也不比从前弱，他们却轻率地预计两年就能成功。要是战争一旦爆发，灾祸不断，怎么可能中途停止？到时候又要征调大量人力，不停地运送物资，这只会耗尽中原的力量，却让鲜卑越来越强大。边境的祸患，就像是手脚上的小疮；而国家内部的困境，才是胸背上的毒疮。现在连郡县里的盗贼都还没办法彻底禁绝，更何况是这些凶悍的外族呢？当年汉高祖能忍受平城之耻，吕后能放下匈奴羞辱书信的愤怒，和现在比起来，哪个更严重呢？上天造就山河，秦朝修筑长城，汉朝建造边塞，就是为了区分内外，隔离不同风俗的民族。只要没有国土被侵、内部受辱的大患，就已经很不错了，何必和这些如同虫蚁般的外族，计较冲突的次数呢！就算偶尔打败他们，又怎么可能彻底消灭？难道要让朝廷为此日夜操劳吗？以前淮南王刘安劝谏不要讨伐越国时说：‘如果越人拼死抵抗，我们的士兵哪怕只有一个没能活着回来，就算得到了越王的首级，对大汉来说也是耻辱。’现在却想用普通百姓去和外族拼命，用皇帝的威严去和外夷争胜，就算真能如夏育他们所说取得胜利，国家也已经很危险了，更何况胜败根本无法预料！”

但皇帝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