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异常敏感的心灵经受了更多的磨难。也许因此她便更难于摆脱过去，所以她在回忆时老是重复说：“一想到那幅惨状，就是在今天也足以使人发疯。”

　　塔玛拉·斯杰潘诺夫娜·乌姆娘金娜(近卫军下士，卫生指导员)说：

　　“我记得，我跑到兵役委员会去时，还穿着一条粗布短裙，脚上是一双白色胶底鞋，就跟便鞋一样，带绊纽儿的，当时这是最最时髦的鞋子。我就这样，穿着这裙子、这鞋，去申请派我上前线。我又找到部队，这是个步兵师，驻扎在明斯克城郊。那里的人也对我说，不行，十七岁的小姑娘要是去打仗，男子汉们都会无地自容的。当时是那样一种气氛，都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小姑娘还是回家守着妈妈吧。怎么办呢?我直接找到参谋长，那个先前拒绝了我的上校就坐在参谋长屋里，于是我说：‘参谋长同志大人，请允许我拒绝服从这位上校同志的命令，我反正不会回家了，我要和你们一起撤退。随便去哪儿都行——德国人已经很近了。’后来大家—看到我就叫：‘参谋长同志大人’。这是在战争的第七天，我们开始撤退了……

　　“不久就开始了浴血奋战。伤员很多很多，他们都特别平静，特别能忍耐。他们真想活下去啊。那时谁都不知道战争会打那么久。大家都在等着：战争就要、就要结束了。我记得，我那时浑身沾满了血，以至于，以至于……我的胶底鞋穿破了，就打赤脚。您猜我看到了什么?在莫吉廖夫郊外，—车站被炸，站内有一趟满载儿童的列车。孩子们纷纷从车厢的窗子里逃出来——那么小的孩子，也就只有三、四岁。附近有片树林，他们就跑到那树林里去。不料突然开出了敌人的坦克，专门往孩子身上碾。把这群孩子碾得一个不剩……一想到那幅惨状，就是在今天也足以使人发疯。

　　“后来，我们部队被困住了。我的伤员太多了，可是过路的汽车一辆都不肯停下来。当时有个伤员中尉，把自己的手枪递给我：‘你会开枪吗?’我哪儿会开枪?我只见过别人开枪。但我还是拿着这支手枪到大路上去截汽车了。在那里，我第一次骂了人。我们没法把伤员都抱走，他们便恳求：‘同志，打死我们吧……不要丢下我们不管……’“最可怕的事还在后头，那就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是什么样的战场啊?它是座城市——有街道、楼房、地下室。你要想从那儿搬走一个伤员，可真困难。我身上到处是一块块的乌青、血斑。我的裤子上沾满了血。司务长对我们说：‘姑娘们，裙子再也没有了，你们不要来领了。’我们每个人的裤子都是血，吹干了，硬邦邦的一 层，穿都役法穿，简直能割破皮肤。到处都在燃烧，就连伏尔加河的河水也在燃烧。虽然是冬天，河水却不结冰，在燃烧。简直是一片火海……在斯大林格勒，没有一寸土地不浸透人血。

　　“我那时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活到我的生日，让我活满十八岁吧，我真不愿意死在生日之前。只要让我活到十八岁就够了……补充人员到了，都是些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可是不出一两天，他们全都牺牲了，无一生还。我甚至不敢看到新兵，不敢记住他们，不敢记住他们的模样、他们的谈话。因为他们来得快，消失得也快。那是在四二年，最艰苦、最残酷的一年。你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人一个一个死掉……而你明明知道，明明看到，他只剩几分钟好活，却无能为力，不能救他。你只能吻他，抚摸他，对他说温柔的话，然后就不得不同他永别。是的，你再也不能帮助他什么了。这些面孔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我眼前还能浮现出他们的模样，所有的、所有的小伙子。过去了这么多年头，哪怕忘记一个人，忘记一张面孔呢，然而不行，一个都忘不了，全记得清清楚楚……(她哭了)我们都想亲手为他们建坟墓，亲自动手。可是这不是经常能办到的。我们离开，他们留下，城市毁了，家园毁了，这真可怕。尤其是人死了，年轻的男人死了……

　　“斯大林格勒战役一结束，我们奉命把最重的伤员用轮船、驳船运送到喀山市和高尔基市去。正是阳春三、四月份，我们四处找出很多伤员——他们在废墟下，在战壕里，在掩蔽所和地下室里，人数多极了，我不能一一说给您听。真是悲惨!我们原以为，我们已经把伤员背下了战场，那儿已经没有伤员，他们都给送走了，斯大林格勒城里至少不会有伤员了。谁知战役结束时，发现他们全都在，多得难以置信……在我乘的那艘轮船上，都是些缺胳膊少腿的伤员，还有几百个结核病人。他们不仅肉体受了伤，心灵也极度痛苦，受尽创伤。我们应该给他们治疗，用温存的语言去劝慰他们，用微笑去鼓舞他们。

　　“当我们被派去侍候照料伤员时，有人说，这下你们不用打仗了，可以休息了，好象这是—次嘉奖，是一种鼓励。其实，这工作甚至此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还要惊心动魄。你在战场上把人背下来，为他救护包扎，把他交给别人——你相信一切就好了，他已经给背走了，然后就朝下一位伤员爬去。可是在这里呢，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你眼皮下……在战场上，他们想活，大喊大叫，想活下去：‘快点，好护士！快来呀，亲爱的！’可是在这里，他们却拒绝吃喝，想寻死。他们会从船舷上跳下海。我们只好一天到晚守着他们……我一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