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二年一月，北京，中关村北大街。

　　李白拎着一个看大小能把他整个人塞进去的黑塑料袋，把另一只手缩进袖口。太冷了，半个多月过去，他还是没有适应北方的天气。当时他买不到硬座，也舍不得买卧铺，就在车厢尽头的角落里缩着睡了一夜，醒来身上被人丢了几个烟头，他第一眼看到的却是窗外大雪，白晃晃刺进视线，大片地铺在一座山都没有的土地上，一望无际，不知道雪有多厚，也不知道雪面下是什么。

　　这么整齐有规模，对李白来说还挺新奇，他掸掉烟头蹿起来看，趴在车门玻璃上看，也不知为什么看了一会儿就饿了，车也靠站，是石家庄，他就这么从石家庄饿到了北京。

　　北京也在下雪，却和想象的完全不同。在李白的印象中，雪和湿是挂钩的两个字，北京的雪却像沙子一样粗糙干燥，被裹在风里横冲直撞，总有几道气流被冻成刀子，顶着它走，要是不把脸埋好，无异于往刀刃上贴，李白的鼻子都经常被风吹得发疼，水喝得再多还是动不动能擤出血丝来。

　　这座城市也是一样，从雪的白到柏油路的黑，中间过渡就是深浅不一的灰，例如三环路立交桥洞里的水泥壁和出租单间里永远放不出水的暖气管。冰冷的，浑浊的，北京也不比它的风雪友好多少。

　　杨剪就在这里吗？李白总觉得，那他也挺惨的。

　　此时此刻李白也在想这件事。他走得很慢，四处张望，试图看过每个过路人的脸，不断地琢磨杨剪在这里的生活。基本是在做无用功，印象太模糊了，所以想象也很难，杨剪离开的时候还是个小孩，李白更小，没人管教话都不会说几句，临别前没有征兆，也没有说再见，他只知道那个会给自己捉蚂蚱的哥哥凭空消失了，常对自己笑的大姐姐也是。

　　后来有了“死”的概念，李白才开始害怕，和村里人打听半天，最后听说，杨家姐弟抛下剃头匠老爹跑去了北京，再也不会回来了。

　　李白明白自己和那个疯老头一样，都没有被一块带上。

　　又过了几年，他就自己走了。比不过那姐弟俩互相搭伴，能勇者无敌地突然往首都闯，李白孤零零的，没有这个魄力。对于出远门他也有种天然的恐惧，总怕自己钱不够饿死途中，于是就近选了省会城市。应该是十二岁的夏天，李白记得自己在南京过了三个春节。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在工作的理发小作坊里看过这句话，应该是在一本杂志上，一直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现在李白又往高处走了，他走到了北京大学门口。

　　杨剪就在这里上学？尽管连小学都没有读过，经过几年在南京打工读夜校的道听途说，他也知道这地方很厉害。所以杨剪也很厉害咯？他现在什么样，会不会戴了酒瓶底眼镜，或者长成了一个胖子？这些问题李白已经想了好几年了，最近这几个月想得更频繁，尤其，当他在校园外绕圈，一个门接着一个门地乱逛时，他完全没办法想别的事情。但他至今一无所获。

　　仅仅是知道一个名字、一所学校，还有一个物理专业，要找到一个人还是很困难。有时候李白在自己冷飕飕的硬板床上啃着烧饼，算着房租，就不禁怀疑自己前两年打听到的消息不准确，或是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同村的胡说八道，杨剪根本就没来北京——

　　不甘心。太不甘心了。于是不甘心的李白在骂自己笨的同时终于鼓足勇气，在这一天走进了校园，照着校门口旅行团丢掉的地图，走到了无线电工厂后的物理学院。

　　那栋建筑看起来像个办公楼，好在也有人在里面上课。李白不敢敲门进教室，只敢在走廊里拦住学生模样的人询问，开口的时候冷汗都冒出来了，好在碰上的几位虽不热情，但也还算和善，问到第四个人他就得到了答案。

　　那人是杨剪的直系学长，看起来关系还不错，他告诉李白，确实有这么个人，每天晚饭点没课就会去东门外的面馆做兼职，最近期末季也没停。

　　做兼职？李白想，文化人说话就是有意思。

　　然而，在校外转悠了这么些日子，李白已经数清楚了，东门附近的面馆有六家，他还没来得及问是哪一个，学长就夹着课本进了旁边教室。李白考虑了一下，在继续像傻帽一样拉着人问和出去找面馆挨个看之中选择了后者。

　　找过一家河南烩面，一家兰州拉面，到了晚上八点，李白买了个一块钱的烤红薯单手拿着咬，仍然冻得哆哆嗦嗦，找到第三家重庆小面。

　　不会这么倒霉，这家也没有，真要我打听到第四家吧，他想。

　　这小面馆位置相对比较偏僻，和大马路隔了一个正在施工的方楼，隐蔽地开在一个电子大厦底部，远远看去，蒙了水汽的窗子还有人影在晃，和李白所在的路灯隔了一条楼房夹出的巷子，路不窄，却没装照明，两边还种满了树，冬日枯枝映着冷月，外面大街汹涌的光线也照不进去，有段路是完全漆黑的，因此显得阴森。

　　当然，李白没觉得发憷，更黑的犄角旮旯他也常钻，他把啃干净的红薯皮扔进垃圾桶，捏紧自己的黑塑料袋，沉稳地向里走去。

　　这条路比从外看还要更长，少说也有二百米，李白暗自估计着，并且显然人迹罕至，路中央的雪地还是蓬松的，能够被他踩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引得他侧耳去听。又走了几步，身后车流的杂音小了，他听到这其中还夹杂了些别的响动。

　　居然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