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他的话延伸开来，得出了以下结论：在日益开放、日益包容和日益多元化的中国，作为平民游戏的“超级女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的一场游戏。

　　展开论证会陷入到学术语言的枯燥乏味中，但我们又必须给读者一个起码的交待，幸好梅文慧女士的书可供我们引用：

　　2004年1月，“美国偶像”节目中出现了一位梳“蛋挞头”、长着龅牙的21岁华人参赛选手——孔庆翔，他不仅唱歌走调、五音不全，而且台风相当滑稽，但他在台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率直却使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的影响力顿时让中国的电视业开了窍，让普通人站到舞台上展示自己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这个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游戏，一方面无伤大雅，另一方面却也让人实现了自己的歌星梦。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含蓄、内敛、隐忍，始终得到提倡，张扬、纵乐，则总是受到压制。在一向不敢轻易表露自己，不敢“秀”自己的亚洲社会，这种唱歌游戏无疑是最好地表露与展现自己的机会，那种被日常生活压抑的“狂气”、自己想象的“才气”、自我张扬的“英气”，都在这种游戏中彻底释放出来，因此，狂欢的需求便产生了。

　　“超级女声”电视节目的出现，正是满足了中国青年大众的这种狂欢需求。2004年“五一”期间，湖南卫视向全国播出“超级女声”，节目首开“大众娱乐”之先河，既糅合了真人秀的要义，又把握了“电视回归大众、娱乐优先平民”的精髓，加之其较强的参与性、交互性，是继益智类节目之后又一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节目形态。

　　“超级女声”诞生正值中国大众文化兴起，并在主流意识的逐步认可中发展，让大众有了展现个性的机会。尤其伴随着新经济长大的所谓“尿不湿”的一代人，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重负，渴望表现成了他们的常态。“超级女声”带来了中国娱乐节目彻底的平民化和娱乐青春化，让每个有梦想的青年都获得一个自由展现的电视平台，满足了许多青少年心中埋藏已久、急需释放的欲望。这种平民化、个性化的娱乐趋势说明，在今天，关门办文化、自己拍自己播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无疑对传统娱乐文化是一种冲击，一个挑战，一次超越。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央电视台市场研究总监袁方认为，“超女”是中国大众娱乐的开始。它本质上不是一个专业级别比赛，而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娱乐活动，这有别于强调艺术性及专业性的央视青年电视歌手大奖赛。同时，这个活动并不是靠明星取悦大众，他们打出的是“大众取悦大众”的创意王牌。制作者将传媒的门槛放低，满足了女生们自我表现的愿望。

　　现在看来，无论是对于整个电视娱乐界还是湖南卫视而言，“超级女声”无疑是一个具有颠覆传统娱乐节目制作理念的一次尝试。可以说，“超级女声”的成功创办开启了大众娱乐大众的新时代。

　　撇开作者字里行间对湖南卫视的颂扬与褒奖，我也愿意得出以下结论：湖南卫视竞赛类真人秀娱乐节目“超级女声”火暴是必然的，这个馅饼部分地砸到旧天娱传媒的头上是偶然的。不是旧天娱传媒捧红了“超级女声”，而是“超级女声”让旧天娱传媒一夜成名。

　　如果旧天娱传媒能够摆正这种关系，它便多少会有一种感恩之心，便有可能像八爪鱼捕食猎物一样，牢牢地抓住落到自己头上的天赐良机。

　　否则，对于旧天娱传媒来说，天上掉馅饼的事发生一次叫神话，指望它再次发生那叫鬼话和梦话。

　　如果我抄书上了瘾，关于“超级女声”前世今生的文章足以让我忙上大半辈子，2005年8月26日落幕的“超级女声”引发的话题是如此之多，用浩如烟海去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我随手在“百度”上搜索“超级女声”，出现的辞条竟高达500多万条，事隔三年，喜新厌旧、口味变化得像翻书一样快的人们，还能热情不减当年、关心过去似乎不吐不快的话题吗？

　　我实在是有点怀疑。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定还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关心那一届的“超级女声”所带来的相关商业利益。

　　当下的人们对两件事感兴趣，一是两性关系，一是权力与财富。既然大家都说“超级女声”缔造了商业与财富的神话，那么就一定有人仍然在孜孜不倦地琢磨这件事，因为成功的商业模式是可以被有心人克隆的，又有谁故意跟钱过不去呢？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甘愿让商业的幽灵渗透到自己的每一个细胞与毛孔的人，除了我是一个案例分析者，我觉得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被商业气氛左右的人，另一种是左右商业气氛的人，人生的境界，无非是爱人、利用物，而不是爱物、利用人。而且，“超级女声”早就不是一档纯粹的电视娱乐节目了，也早就不是一档全民狂欢的游戏了，在公共价值观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商品化的今天，我们反而不能放弃建立健康的商业文化的努力。先帮旧天娱传媒简单地算算财务账，然后再看一看，不加控制地过度商业化，或听之任之地让其自生自灭，将会怎样使品牌迅速贬值。已经有人在帮相关利益方算账了。2006年1月13日，董伟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后来被众多媒体广泛转载的文章：

　　社科院发布“文化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