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想，他从湖南台那种养尊处优的、甚至可以养懒汉的地方，突然到了那样一个干又累又脏的体力活的地方，一下子怎么适应得了？刚去上班的前半年，所有脏活累活都让你干，他虽然还兼着电台的职，但在汽车修理厂，你基本上就是最底层的工人。刚开始自己开着车回家，有时候很晚了，边开车边听着象席琳。迪翁“新的一天已经来临”、ANewDayHasCome这样的歌，眼泪就会流下来。觉得怀揣着梦想却来这么一个鬼地方受这种苦，真是百感交集。

　　实际上加拿大体制是这样的，它有两条线，它的社会保障体制差不多就象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免费医疗等等，绝对的福利社会，小孩子上学免费，养老有保证，无论贫富，一视同仁。而且当你没有工作、没有饭吃的时候，政府百分之百的会养着你。甚至那些吸毒的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都能从政府那里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有些国内的游客回国说，在温哥华看到很多流浪街头的人，那是真的。有的人政府给他地方住，他不愿意受那个约束，他愿意在外面，那没办法。实际上一些条件都是有的，有集体住宿的地方，有吃饭的地方，都有。除了这条线，还有一条线是纯粹的、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竞争，那是非常残酷的，一般人根本受不了。那种竞争完全是丛林法则，你不能示弱，你一示弱就会被吃掉。

　　修车工的经历让苏建华受益非浅，为什么呢？其实他当年出国很重要的原因是对现状不满。这个不满当时更主要的是对湖南台那个环境不满，或者是与某个人不对劲，或者是某个机会他觉得理所当然归他却给了别人，于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他的不满无非就是这些。

　　冷静下来想，实际上他自己对自己也是极度不满的，他不愿意在那样的环境里继续生存下去，他记得那个时候自己的脑子里反复回想的就是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清水煮青蛙”的故事，他觉得自己年过三十，一直在电视台那样一个地方混，感觉就象一个纨绔子弟，就象一个八旗子弟，觉得自己这辈子马上就要完蛋了，再这么混下去只有死掉，死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他不断地向自己强调，然后憋足了劲儿学英语，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出去。然后就这么出去了。他的行为动机就是因为不满，非常强烈不可抑制的那种不满，不管是对体制的不满、对周围环境的不满，还是对自己个人的不满。

　　还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没有吃过苦，太顺了，虽然是无所事事，也没有成就什么，甚至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考验。自己还是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情愫的，特别是当年看了那个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就觉得自己怎么样也要到外面去闯一闯，也让自己到市场里去聘驰，当时经常浮现在脑子里的念头，青蛙是一个，猪是一个，想从一头家养的猪变成一头野猪的那种感觉。他渴望变成一头野猪而不是一头家养的猪，因为家养的猪是肯定没有前途的，最后肯定是被宰杀的。作为野猪来讲可能会更强壮，还可以把本性发挥出来，说不定能奔向一个更自由的王国。就这么一个感觉，双向的动力就出去了。出去以后，运气也不错，在电台有这样的跟本职工作、个人爱好还有一点关系的工作，白天虽然累得要死，但是养家糊口已经没有问题了，养车养房也没有问题了。加拿大这一点好，可能你很苦，竞争也很激烈，但是只要你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正当的工作，养车养房都没问题。

　　在整整三年时间里，苏建华基本上都是早上六点多钟起来，晚上11点左右下班，大概12点才回家，中间没有休息过一天。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晕倒了，就是累的。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病倒了。确实已经把自己逼到一个极限了。

　　病倒以后就开始反思，觉得不行了，这辈子还是不应该这么过，还是应该再选一个什么新的方法，自己毕竟不是干这个的，这个干起来很吃力。自己不想干可每天必须强迫自己去好好干。这不是人应该有的生活。

　　然后再重新开始找方向，面临着第二次选择，懂得形而上的苏建华于是开始思考：到底我这辈子要干什么？如果我想清楚了我还来得及，因为欧美和咱们中国很多地方不一样，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三十不改行”，但在美国或者加拿大，自由选择的机会很多，可能三四十之前一直在选择，选择适合自己做的事，选择适合自己的位置，可能一直没找到，可能突然有一天他顿悟了，知道自己做什么了，他认为那就是生命的意义，比如说肯德基创始人--Sanders上校，年轻时做过各行各业的工作，包括铁路消防员、养路工、保险商、轮胎销售及加油站主等等，最后在餐饮业上找到了事业的归宿。他创立肯德基品牌时，已经是个66岁、月领105美元社会保险金的退休老人了。

　　苏建华在家里休息的那段时间马上就想清楚了，还是应该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他联系了做节目时认识的几个朋友，包括前中央电视台的，前凤凰卫视的，前日本某华人电视台的，决定做一档电视节目。

　　加拿大实行制播分离制度。这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虽然亚克逊人是主要人种，但近些年少数民族的比例开始越来越高，主流文化和多元文化均受到官方的重视。他们有一个20频道，专门拿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