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出那些威胁不过是一种威胁的可能性。于是“Cui bono”这个必然的问题便立即被提出，这个问题甚至比那件背心更有助于把这桩可怕的谋杀罪加在那个年轻人头上。在此，为了我不致被误解，请允许我稍稍说几句题外话，我刚才使用的那个极其简短的拉丁短语历来被无一例外地误译和误解。“Cui bono”在所有一流小说中和在别的什么地方都被误译，譬如在戈尔夫人（《塞西尔》之作者）的那些书中，戈尔夫人是一位爱引用从闪族语到契卡索语所有语言的女士，是一位“按其所需”、依照一个系统的计划、在贝克福德先生的帮助下做学问的女士[2]。正如我刚才所说，在所有一流小说中，从布尔沃和狄更斯的巨著，到特纳彭尼和安斯沃斯的大作，cui bono这两个小小的拉丁词都被译成“为何目的”或是（像quo bono一样）译成“有什么好处”。然而，cui bono真正的意思是“对谁有利”。Cui——对谁；bono——有利。这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术语，恰好适用于我们现在所考虑的这种案例。在这类案例中，某人做某事的可能性，视此人受益的可能性或该事完成所产生的利益而定。在眼下这个实例中，cui bono这个问题非常直截了当地牵涉到彭尼费瑟尔先生。他舅舅在立下了有利于他的遗嘱后曾以剥夺其继承权对他进行过威胁。但那个威胁实际上并没有被付诸行动，原来所立的遗嘱看来并没被更改。如果遗嘱被更改，那可以假定的这位嫌疑犯的谋杀动机就只能是通常的报复，可这一动机恰好可以被他重新讨得舅舅的欢心这一希望所抵消。但在遗嘱未被更改，而更改之威胁却仍然悬在这位外甥头顶的情况下，一个最有可能的杀人动机便立刻出现：这就是嘎吱镇那些体面的镇民所得出的具有洞察力的结论。

于是彭尼费瑟尔先生被当场捉拿，人们继续搜寻了一阵之后便押着他开始返程。然而在回镇的路上，又发生了一件更有助于证实现有怀疑的事。古德费洛先生热情洋溢，总是比众人走得稍前一点，人们见他突然朝前冲了几步，弯下腰，然后显然是从草丛间拾起了一样小东西。人们还注意到，他匆匆把那东西打量了一眼就企图将其藏进他的外衣口袋。但正如我所说，他的这一举动被人注意到并随之被阻止，这时人们发现他所拾之物是一把西班牙折刀，当即就有十二个人认出那把刀属于彭尼费瑟尔先生。另外，刀柄上刻着他姓名的首写字母，刀刃张开着并凝有血迹。

这位当外甥的杀人之罪此时已不容置疑，一回到嘎吱镇，他就被扭送到地方法官的跟前受审。

情况在这里再次急转直下。当那名嫌疑犯被问及在沙特尔沃思先生失踪的那天上午他的行踪时，他竟然胆大包天地承认当天上午他带着步枪外出猎鹿，地点就在凭着古德费洛先生的英明发现了那件染血背心的那个池塘附近。

这时古德费洛先生两眼噙着泪花走出人群，要求对他进行查问。他说，他对他的上帝，至少对他的同胞，所怀有的一种不可动摇的责任感不允许他再继续保持沉默。迄今为止，他心中对这位年轻人所怀有的最真挚的爱（尽管后者曾无礼地对待他古德费洛先生）一直诱使他做出每一种可能想到的假设，以期解释已证明对彭尼费瑟尔先生那么不利的可疑的原因，但这些情况现在已太令人信服，太确凿不移，所以他不愿再优柔寡断，他要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和盘托出，尽管他的心（好好先生的心）绝对会在这一艰难的尝试中裂成碎片。然后他继续陈述，在沙特尔沃思先生离镇进城去的前一天下午，那位富有的老绅士在他（古德费洛先生）听力所及的距离内向他的外甥提到了他第二天进城的目的，说他是要把数目非常大的一笔钱存入“农工银行”，当时沙特尔沃思先生还明白无误地向外甥宣布了他废除原立遗嘱、剥夺他继承权的不可更改的决定。他（证人）现在庄严地请求被告声明他（证人）刚才之陈述是否在每个实质性细节上都完全属实。令在场每一个人都大吃一惊的是，彭尼费瑟尔先生直言不讳承认证词属实。

这时法官认为他有责任派两名警察去搜查被告于他舅舅家里的居室。搜查者几乎马上就带回了那个众人皆知那位老绅士多年来一直习惯带在身边的加有钢边的褐色皮革钱夹。但钱夹里的钱早已被取出，法官白费了一番力气追问被告把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或者把它们藏在了什么地点。实际上被告对钱夹之事完全矢口否认。警察还在被告的床褥之间发现了一件衬衫和一条围巾，两样东西上都有被告姓名的首写字母，两样东西都可怕地浸染着被害人的鲜血。

就在这个时刻，有人宣布被害人那匹马因枪伤不愈而刚刚死于马厩，古德费洛先生就马上提议应该立即对死马进行解剖验尸，看是否有可能找到那粒弹丸。解剖随之而进行，仿佛是要证明被告之罪确凿无疑，古德费洛先生在死马的胸腔内仔细探寻一阵之后，居然发现并取出了一粒尺寸非常特别的弹丸。经过验证，发现那粒弹丸正好与彭尼费瑟尔先生那支步枪的口径吻合，而对镇上和镇子附近所有的枪来说都显太大。然而使这件事更确信的是，弹丸上被发现有一条凹线或裂缝与通常铸弹的接缝成直角相交，而经过验证，这条凹线与被告承认为自己所有的一副铸模内的一条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