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改变了这一切。你是想改善？”

“的确如此。那种方法有弊端，甚至有危险。幸运的是，它如今已在法国所有的精神病院中被废除。”

“我对你所说的感到非常诧异，”我说，“因为我确信，眼下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其他治疗精神病的方法。”

“你还年轻，我的朋友，”我的主人答道，“不过总有一天，你会学会自己评判这世间发生的一切，而不去相信别人的闲言。对你所耳闻的一概不信，对你所目睹的也只信一半。至于说到我们的私立精神病院，显然是有位冒充博学的白痴给了你错误的印象。但等晚餐之后，待你从旅途劳顿中恢复过来，我将乐于领你参观这家病院，向你介绍一种新的疗法。在我看来，在每个亲眼目睹过其运作的人看来，这都是一种迄今为止所发明的最不可比拟、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你自己的方法？”我问，“是你自己的一项发明？”

“我很自豪地承认，”他回答，“是我的发明，至少有一部分是。”

我就这样和马亚尔先生交谈了一两个小时，交谈之间他领我参观了院内的花园和温室。

“我现在还不能让你见我的病人。”他说，“对一个敏感的人来说，这样的参观通常多少都会令他感到震惊，而我并不想败了你晚餐的胃口。我们将举行宴会。我要让你尝尝梅勒沃尔特小牛肉，加上酱汁花椰菜，然后再来一杯伏涅沃葡萄酒，这样你的神经就会足够镇定了。”

六点钟时宣布晚宴开始。主人把我引入了一个宽敞的饭厅，那儿已经聚了不少客人，总数有二十五人或者三十人。他们看上去都是有身份的人，肯定都有很高的教养，尽管我认为他们的服装过分华丽，多少有几分旧时宫廷中过于虚饰浮夸的意味。我注意到这些客人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女士。她们中有些人的穿戴绝不会被当今巴黎人认为得体，比如说有好些年龄不会低于70岁的老太太都戴着大量珠宝首饰，诸如戒指、手镯和耳环之类，而且衣着也极不体面地袒胸露臂。我还注意到几乎没有哪件衣裙称得上制作精良，或至少说几乎没有哪件衣裙它们主人穿起来合身。这么张望之时，我发现了马亚尔先生在小客厅里向我介绍过的那位有趣的姑娘。可我看到她那身打扮时不由得大吃一惊，她身穿一条内有鲸骨环的裙子，脚蹬一双高跟鞋，而且头戴一顶脏兮兮的布鲁塞尔花边帽。那顶帽子太大，显得她那张脸小得滑稽可笑。而我第一次看见她时，她穿着一身非常合体的丧服。总而言之，那些人的穿着有一种古怪的意味，这在一开始使我又想到了“安抚疗法”，并以为马亚尔先生是有意在蒙我，为的是不让我因为发现与精神病患者同桌进餐而感到不自在。但随后我记起在巴黎时曾听人说过，南方的这些外省人行为异常古怪，还保留着许多过时的观念；接着我同他们中的几个人略一交谈，我心中的疑虑马上被完全消除。

尽管那饭厅也许已足够舒适宽敞，但却没有任何过分优雅之处，譬如说地板上没铺地毯，不过在法国，地毯常常并非必不可少。还有窗户也没挂窗帘，紧闭着的窗板上装有安全铁条，像一般商店窗户上的铁条一样排成斜行。我注意到饭厅实际上是别墅的一个侧厅，所以这个平行四边形的三面墙上都开有窗户，门开在另一面墙上。三面墙上至少开有十扇窗户。

餐桌上的摆设极为壮观，堆满了各式餐具和几乎堆不下的各种菜肴。食物之多绝对达到了野蛮人的地步。单是肉类就足够亚衲族人[1]饱餐一顿。我一生从未见过如此奢侈浪费、如此暴殄天物的场面。然而，各种安排却显得没多少情趣；数不清的蜡烛发出的强光使我习惯柔和光线的眼睛感到极不舒服。那些插在银烛台上的蜡烛摆满了餐桌和整个饭厅里凡是能摆下的地方。有几位手脚麻利的仆人在席间服侍。在饭厅尽头的一张大桌子上坐着七八个摆弄提琴、横笛、长号和铜鼓的家伙。这些家伙在晚宴之间使我感到非常烦恼，因为他们不时怀着奏出音乐的意图十分卖力地制造出一种无限变化的噪音，这种噪音似乎为其他所有人都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总之，我当时禁不住认为我所看见的每一件事都很古怪。不过这世界毕竟是由形形色色的人、各式各样的思想和千差万别的风俗习惯所组成，而且我已经到过许多地方，早已成了对任何事都能漠然视之的过来人，所以我镇定自若地坐在主人的右首，津津有味地品尝摆在我面前的美酒佳肴。

席间的谈话轻松活泼，包罗万象。女士们像通常一样说个没完。我很快就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我那位和善的主人则有一肚子的奇闻轶事。他似乎很乐意谈起他作为一家私立疯人院院长的身份，而令我不胜惊奇的是，精神病这个话题实际上最为全体客人所津津乐道。他们就精神病患者的怪念头讲了许多引人发笑的故事。

“我们这儿曾经有个家伙，”坐在我右边的一位小个子胖先生讲道，“一个认为自己是把茶壶的家伙。顺便说一句，这个怪念头那么经常地钻进精神病患者的脑袋，这难道不是特别奇怪吗？法国几乎没有一家疯人院不能够提出一把这样的人茶壶。我们的这位先生是一把不列颠合金壶，他每天早晨都要用鹿皮和铅粉擦拭他的身子。”

“后来，”正对面的一位高个子男人说，“就在不久以前，我们这儿有个家伙以为自己是一头驴，从比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