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他的庄园离这儿只有一站路。然后，他们就照例谈到行情和买卖，谈到莫斯科的生意的情况，接着谈到尼日诺夫戈罗德的集市。那伙计谈到他们俩都认识的某富商怎样在集市上纵酒作乐的事，但是那老头没让他说完，便开始讲过去他亲自参加过的在库纳温纵酒作乐的情景。他对自己能参加这样的纵酒作乐显然感到很骄傲，他扬扬得意地讲到，有一次他们怎样和刚才提到的那位富商在库纳温喝得酩酊大醉，干了一件荒唐事，这件事只能低声地讲，伙计听了他讲的事哈哈大笑，笑得整个车厢都听得见，那老头也笑了起来，露出两颗大黄牙。

我料想他们不会讲出什么有意思的话来了，便站起身，想在开车之前到月台上去走走。在车厢门口我遇到了那位律师和那位太太，他俩正边走边热烈地谈论着什么。

“来不及了，”那位爱跟人说话的律师对我说，“马上要响第二遍铃了。”

我还没来得及走到车的尽头，铃声果然响了起来。当我回到车厢的时候，热烈的谈话还在那位太太和那位律师之间继续进行着。老商人默默地坐在他们对面，目光严厉地朝前看着，间或不以为然地咂咂嘴。

“后来她就直截了当地对自己的丈夫宣布，”当我走过律师身边的时候，他正微笑着说道，“她不能、也不愿意和他生活在一起，因为……”

他还在往下说，说些什么我听不清了。又有几个旅客跟在我后面走进了车厢，列车员走了过去，一个搬运工也跑了进来，喧闹了好一阵子，因此我听不清他们说的话。当一切复归平静以后，我才重新听到律师的谈话声，显然，谈话已经从一件具体的事转到了一般性的话题上。

律师说，欧洲的社会舆论现在对离婚问题很有兴趣，而在我国，这一类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律师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在说话，便停止了自己的高谈阔论，把脸转向老头。

“从前可没有这样的事，对不对？”他笑容可掬地问道。

老头想要回答什么，但这时火车开动了，老头便摘下帽子，开始画十字，同时低声地祷告着。律师把眼睛转向一边，彬彬有礼地等待着。老头祷告完了，又画了三次十字，端端正正地戴好帽子，在座位上坐端正了，才开始说话。

“这样的事过去也有，先生，不过要少一些。”他说，“如今这世道，这样的事哪能没有呢？大家都受过很高的教育了嘛。”

火车越开越快，车轮碰撞着铁轨的接缝处不断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因此我很难听清他们的对话，但是我对他们的谈话挺感兴趣，于是我就挪近了些。我的邻座，那位目光炯炯的神经质的绅士，显然也挺感兴趣，他在留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