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并不是痛苦。它为自己的小鸡做着它所能够做的事，并且很快乐。孩子对它来说是快乐。当小鸡开始生病的时候，它需要做的事是明确的：它暖和它，喂它。当它做这些事的时候，它知道它所做的一切都是必须做的。如果小鸡死了，它也不会问自己，它为什么死，它到哪儿去了，它咕咕咕地叫一阵，然后就不叫了，继续像过去一样生活下去。可是，对于我们这些不幸的女人以及我的妻子来说，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姑且不谈疾病应该怎样治疗，就说怎么教育孩子和抚养孩子吧，她从各种不同的地方听到和读到形形色色的、经常变来变去的章法。应当这样来喂，喂这个；不，不是这样，也不是喂这个，而是应当照这个样子；穿衣呀，喝水呀，洗澡呀，让孩子睡觉呀，散步呀，新鲜空气呀，对于这一切，我们，主要是她，每星期都会了解到一些新的章法。好像人们从昨天起才开始生儿育女似的。结果因为没有这样喂奶，没有这样洗澡，做得不及时，于是孩子生病了。到头来，都是她的错，她没有做到她应该做的事。

“这还是健康的时候，就这样已经是在受罪了。要是一生病，那就完蛋了，简直痛苦极了。据说，病是可以医治的，有这样的科学和这样的人——医生，他们知道怎样治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知道，只有最高明的医生才知道。于是，孩子病了，就必须去找那位最高明的、能够救人性命的医生，这样孩子才能得救。如果没有抓住那位医生，或者你不住在那位医生所住的地方，孩子就算完了。这并不是她一个人特有的信仰，而是她那个圈子里所有女人共同的信仰，她从四面八方所听到的就只有这么一类话：叶卡杰琳娜·谢苗诺夫娜的两个孩子死了，就因为没有及时去请伊凡·扎哈雷奇，可伊凡·扎哈雷奇却救活了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的大女儿；瞧彼得洛夫家，因为听从了医生的劝告，把孩子们及时分散到各个旅馆去住，孩子们就都活下来了，而那些没有分散居住的家庭呢，孩子就死了。还有一位太太，她的孩子身体弱，他们听从了医生的劝告，到南方去住，这才救了孩子的命。她对自己的孩子有一种动物般的爱恋，而这些孩子的性命又取决于她能否及时得知伊凡·扎哈雷奇对这个问题说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她怎能不始终提心吊胆，备受煎熬呢？至于伊凡·扎哈雷奇究竟会说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他自己更不知道，因为他心里一清二楚，他其实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忙也帮不了，他只不过是信口雌黄，闪烁其词，只要人们一直相信他知道些什么就行了。要知道，如果她完全是个动物，她也就不会痛苦了；如果她完全是个人，她就会相信上帝，她就会像那些相信上帝的乡下婆娘那样说，那样想了：‘上帝给的，上帝又拿走了，天命难违啊。’她就会想，她的孩子的生与死，也同所有的人一样，人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听命于上帝，那时候她就不会痛苦了，不会由于自以为自己能防止孩子们的病与死、可是却没能做到这一点而感到痛苦了。否则，对于她来说，情况就是这样的：给了她一些最脆弱的、多灾多难的小东西，而她对这些小东西又感到一种热烈的、动物般的爱恋。此外，这些小东西又都托付给她了，可是与此同时，保全这些小东西的方法我们却一无所知，倒是那些与此毫不相干的人知道得一清二楚，而要得到这些人的帮助和劝告，就必须付很多钱，而且还不一定有效。

“有了孩子以后的整个生活，对于妻子，而且对于我也是，并不是快乐，而是痛苦。怎么能不痛苦呢？她就经常处在痛苦之中。常常，我们在一次因妒忌引起的风波或是普通的争吵之后刚刚平静下来，刚想过几天安静日子，读点书，想些问题，刚抓起了一件什么事情，突然又听说：瓦夏呕吐了，或是玛莎便血了，或是安德留沙出疹子了，于是一切都完了，没法过日子。赶快乘马车出去，可是上哪儿去呢？去请什么医生呢？又送到哪儿去隔离呢？于是又开始灌肠呀，量体温呀，喝药水呀，请医生呀。这件事还没完，另一件事又开始了。从来就不曾有过正常的、安定的家庭生活。有的只是，正如我刚才告诉您的，经常从想象的和真正的危险中被拯救出来。要知道，现在大多数家庭的情形都是这样。而在我家则特别严重。我的妻子是一个特别疼爱孩子的人，而且别人说什么她都相信。

“因此，有了孩子以后，不仅没有使我们的生活变得融洽，反而把我们的生活毒害了。此外，孩子还成了我们发生争吵的新理由。自从有了孩子以后，随着他们越长越大，正是孩子们成为我们争吵不休的原因和对象。孩子不仅是我们争吵的对象，也是我们争斗的武器。我们似乎都利用孩子来相互进行争斗。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自己喜欢利用的孩子，把他作为争斗的武器。我多半利用大儿子瓦夏与她争吵，而她则利用丽莎。此外，孩子们逐渐长大以后，他们的性格也定型了，我们各自拉拢一两个，他们就成了我们各自的同盟军。这些可怜的孩子为此曾受到极大的痛苦，但是我们在不停的战斗中根本无心去考虑他们。女孩是我的同盟军，而那个大男孩则像他的母亲，是她的宠儿，因此经常惹我憎恨。”

十七

“您瞧，我们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我们的关系越来越敌对。最后竟发展到不是分歧产生敌对，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