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秒钟我都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不能说我预先知道我要干什么，但是我正在做的那一瞬间，甚至还似乎略早一些，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似乎就为的是我将来有可能后悔，就为的是我以后能够对自己说我本来是可以住手的。我知道，我戳的是肋下，匕首能戳进去的。在我干这件事的一瞬间，我知道我正在做一件可怕的事，这事是从来没有做过的，而且这事将会产生可怕的后果。但是这个想法只像闪电似的一掠而过，而在这个想法之后紧接着的就是行动。这个行动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听到了，而且现在还记得，我的匕首被她的胸衣和还有什么别的东西阻挡了一下，然后就捅进了一块软的地方。她用双手抓住匕首，手被划破了，但是没有能够抓住。后来，在监狱里，当我发生了精神上的转变以后，我很长时间都在想着那个片刻，尽力回忆和在脑海里再现那个片刻。我记得有那么一瞬间，仅仅是一瞬间，在我把刀子捅进去之前，我可怕地意识到，我正在杀害并且就要杀死一个女人，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我的妻子。我记得我认识到这一点以后的恐惧，因此，甚至现在我还模糊地记得，把刀子捅进去以后，我立刻又把它拔了出来，希望能够挽救我所做的事，并且就此罢手。我一动也不动地站了片刻，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事，看看能不能设法挽救。这时她突然跳起身来，大叫：

“‘保姆，他把我杀啦！’

“保姆听到叫声跑来，站在门口。这时，我一直站着，等待着，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就在这时候，一股鲜血从她的胸衣下面涌了出来。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事情已经无法挽救了，于是我立刻认定本来就无须挽救。我要的就是这个，我应该做的就是这件事。我一直等到她倒了下去，保姆喊了一声‘天哪！’向她跑去以后，我才扔掉匕首，走出房间。

“‘不必慌张，应当知道我现在该做什么。’我对自己说，既不看她，也不看保姆。保姆大声喊叫使女。我穿过走廊，派了一个使女前去，然后就回到我的房间里。‘现在该做什么呢？’我问自己，我马上就明白了我该做什么。我走进书房，径直走到墙壁跟前，从墙上取下手枪，检查了一遍——手枪已经装了子弹——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我又从沙发后面取出刀鞘，接着便坐到沙发上。

“我就这样坐了很久。我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回忆。我听见外面闹哄哄的。我听见有人坐车来了，后来又有什么人来了。然后我又听见，而且看到叶戈尔把我带回来的柳条箱拿进了书房。好像有谁还需要这东西似的！

“‘你听说出了什么事吗？’我说，‘告诉看门的，叫他们去报告一下警察局。’

“他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我站起身来，锁上了门，接着拿出香烟和火柴，开始抽烟。我一支烟还没抽完，就迷糊起来，然后就睡着了。我大概睡了两小时。我记得，我在梦中看见她和我很和睦，虽然吵过架，但又和好了，虽然彼此心里有些疙瘩，但我们还是和和睦睦的。突然，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了。‘这是警察，’醒来时我想道，‘我好像杀了人。不过，也许这是她，而且什么事也没有。’外面又敲了一下门。我没答理，还在思考那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发生那件事呢？是的，发生过。我想起了胸衣的阻挡，匕首的扎入，我背上仿佛浇了一盆冷水。‘是的，发生过。是的，现在应该打死我自己了。’我对自己说。但是我一面说这话，一面又知道我不会自杀。然而，我还是站起身来，重新把手枪拿在手里。但是事情也怪：我记得，从前有许多次我都差点自杀，甚至那天在火车上，我也觉得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之所以轻而易举，是因为我想，我这样做一定会使她大吃一惊。现在我不仅绝不会自杀，甚至连想都不会去想它了。‘我干吗要这样做呢？’我问自己，可是没有答案。又有人在敲门。‘对，应当先了解一下是谁在敲门。反正还来得及。’我放下手枪，用报纸把它盖上。我走到门边，拉开插销。这是我妻子的姐姐，一个好心肠的、愚蠢的寡妇。

“‘瓦夏！这是怎么回事？’她说着，她那时刻准备好的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你要干什么？’我粗暴地问。我知道对她语气粗暴不仅不合适，而且没有必要，但是我又想不出任何其他的语气。

“‘瓦夏，她快要死了！伊凡·费多洛维奇说的。’伊凡·费多洛维奇是一位医生，是她的医生和健康顾问。

“‘难道他在这儿吗？’我问，对她的满腔愤恨又涌上了心头，‘那又怎么样呢？’

“‘瓦夏，你去看看她吧。哎呀，这多可怕呀。’她说。

“‘要不要去看看她呢？’我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立刻答道，应当去看看她，大概向来都是这样的：当一个丈夫像我这样杀死了妻子以后，必定要去看看她的。‘既然向来如此，那就应当去。’我对自己说。‘如果有这个必要，任何时候都来得及的。’我考虑了一下关于我开枪自杀的事，然后就跟着她去了。‘现在就要遇到各种怪话和各种鬼脸了，但我决不向他们屈服。’我对自己说。

“‘等一下，’我对她的姐姐说，‘不穿靴子多难看，至少让我把靴子穿上。’”

二十八

“说来也怪！当我走出房间，经过那些熟悉的房间的时候，我心中又出现了那种但愿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想法，但是医生使用的这类讨厌的东西——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