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晚上他就坐下来办公，也就是读案卷、核对法律，即对照供词、援引法律条文。这个工作他既不觉得乏味，也不感到愉快。在有机会打牌的时候，这个工作是乏味的；但如果没人同你打牌，这毕竟比独自闷坐或跟妻子待在一起要强些。伊凡·伊里奇的乐趣是设便宴邀请一些上流社会有地位的太太和先生到家里来，正如他家的客厅与所有其他人家的客厅雷同，他与这些客人一同消磨时间的办法，也与其他人消磨时间的办法是同样的。

有一次，他们家甚至还举行了一场晚会，大家一同跳舞。伊凡·伊里奇很快活，一切都很好，仅仅与妻子为了大蛋糕和糖果的事大吵了一场：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有自己的计划，可是伊凡·伊里奇却坚持要到一家高级的食品店里买，并且买了很多蛋糕，结果蛋糕没吃完，而食品店送来的账单上却写着四十五卢布，于是就引起了争吵。这场争吵很厉害，很不愉快，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骂他“笨蛋，废物”。他抱住了自己的脑袋，而且一怒之下不知为什么提到了离婚。但是晚会本身是愉快的。参加晚会的都是些出色的人，伊凡·伊里奇还和特鲁丰诺娃公爵夫人跳了舞，就是那位以创办“消愁会”而闻名的女人的妹妹。公务的乐趣是满足自尊心的乐趣，社交活动的乐趣是满足虚荣心的乐趣；而伊凡·伊里奇真正的乐趣是打牌的乐趣。他承认，经历了一切，经历了生活中的种种不愉快以后，他的乐趣就是跟几个素质良好、不吵不闹的牌友一起坐下来打牌（这种乐趣就像一根蜡烛站立在所有东西的前面，在那儿点亮着），但是一定要四个人打（五个人打就不痛快了，尽管他总是装出很喜欢的样子），并且要玩得聪明和认真（在出牌的时候），然后吃晚饭，喝一杯酒。在打过牌以后，特别是在稍微赢了一点钱的情况下（赢多了就不愉快了），伊凡·伊里奇就会带着特别好的心情上床睡觉。

他们就这样生活着。他们的小圈子里都是些最出色的人，达官贵人和一些年轻人也常到他们家来。

在应该结交怎样的人这个问题上，丈夫、妻子和女儿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各种各样不入流的朋友、亲戚和衣冠不整的人拒之门外，因为这些不速之客常常从各处飞来，闯进他们家的墙上挂着日本盘子的客厅。很快，那些衣冠不整的朋友就不再来了，于是到戈洛温家来的就只剩下最出色的一小批人。一些年轻人追求丽莎，其中有一位姓彼得里谢夫的，是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彼得里谢夫的儿子，也是他的财产的唯一继承人；现任法院的预审官，也在追求丽莎，因此伊凡·伊里奇已经在同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商量，何不让他们俩乘马车出去玩儿或是组织一场演出呢？他们就这样生活着。一切都毫无变化地进行着，一切都很好。

四

大家都很健康。伊凡·伊里奇有时说，他嘴里有一股怪味，腹部的左侧有点不舒服，但这也不能说就是不健康。

但后来，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越来越严重了，虽然还没有发展成疼痛，但他总觉得腹部左侧隐隐作痛，心情也就变坏了。这种坏心情日益加剧，已经开始破坏戈洛温家里刚刚形成的那种生活轻松愉快和体面的感觉了。丈夫和妻子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争吵，轻松和愉快很快就消失了，就连体面也很难维持了。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又只剩下一些小岛了，而这些夫妻能够不吵不闹地彼此相处的小岛已经很少了。

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说她的丈夫脾气很坏，现在看来，这并非毫无根据。她说话喜欢夸大，她说伊凡·伊里奇的脾气一向那么可怕，她能忍受二十年，全靠她的脾气好。现在每次争吵都是由他挑起的，这话一点不假。每当快要吃饭的时候，也就是他刚开始吃饭、正在喝汤的时候，他就开始找碴儿了。有时候是他发现某件餐具有点破，有时候是菜不合他的口味，有时候是儿子把胳膊肘撑在桌上了，有时候是女儿的发型不对头。他把一切都归咎于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起先还与他争辩，但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在开始吃饭时发火，她才明白过来，这是一种病态，由即将进食所引起的一种病态。于是她就忍让了，不再与他争辩，只是催大家快吃饭。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把自己的忍让看成很大的美德。她认定她丈夫的脾气太坏了，造成了她生活的不幸，于是她便开始怜悯自己了。她越是怜悯自己，就越是恨她的丈夫。她开始盼望他死掉，但又不能真的让他死掉，因为如果他死了，薪俸也就没有了。这就更使她恼恨他。她认为自己太不幸了，不幸到连他的死也救不了她。她很恼怒，但隐忍着，可是她的这种隐忍着的恼怒却加剧了他的恼怒。

有一次吵架，伊凡·伊里奇显得特别没有道理，吵过以后，他解释说，他确实肝火很旺，但这是因为有病的缘故。她就对他说，既然有病，那就应该去治，而且她要求他去看一位名医。

他去了。一切都如同他所预料的。一切都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让人等候，故意摆医生的架子，这也是他所熟悉的，就同他在法院里的情形一样，然后是这儿敲敲，那儿听听，提出一些问题，要求病人做出一些事先由他确定好的、显然是多余的回答。医生摆出一副架势，似乎在说，如今您落到我们手里了，我们会对一切做出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