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几句后便坐下来，按照老习惯用若有所思的目光漫不经心地环视了一下公众，然后用瘦削的双手撑着橡木软椅的扶手，与往常一样探身俯向同僚，并把案卷推过去一点，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他突然抬起眼睛，正襟危坐，说了几句套话，就开始审理案件。但是他腹部左侧的疼痛毫不理会审案的进程，开始发作起来。伊凡·伊里奇注视着，极力不去想它，但是它却继续作祟，它又来了，站在他面前，盯着他，他被惊呆了，眼睛里的光熄灭了，他又开始问自己：“难道只有它才是真实的吗？”他的同僚和下属惊讶而同情地看到，像他这样一位出色、精明的法官，居然也会乱了程序，出现差错。他振作精神，极力使头脑保持清醒，好不容易才把庭审进行到终了，然后郁郁不乐地坐车回家。他已经意识到，他的审判工作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他想要遮挡的事情遮挡住了；他已经不能靠审理案件来摆脱它了。而最糟糕的是，它之所以要引起他对它的注意，并不是为了要他做什么事，而仅仅是为了叫他看着它，正视它，什么事也别做地看着它，这使他觉得难以形容地痛苦。

为了摆脱这种状况，伊凡·伊里奇就去寻求安慰，寻求别的屏障，别的屏障找到了，并在一个短时间内似乎救了他，但是立刻又被穿透了（不是被毁坏了），似乎它能穿透一切，任何东西也无法阻挡它。最近这个时期，他常常到他布置的那间客厅去，就是他摔倒的那间客厅，为了这间客厅，为了布置这间客厅（他想起来都觉得痛心、可笑），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他的病是从那次碰伤开始的。他走进客厅，看到打了蜡的桌子上有一处被什么东西划破的痕迹。他找寻原因，发现这是相册边上被弄弯了的铜饰造成的。他拿起了那本他满怀着爱粘贴起来的珍贵的相册，对女儿和她朋友们的任意糟蹋感到十分恼火，相册中有的地方被撕破了，有的照片被放倒了。他仔仔细细地把相册整理好，把被弄弯的铜饰又扳正了。接着他想把这一套放置相册的etablissement[11]移到另一个墙角里去，靠近花。他喊来了仆人：让女儿或者妻子前来帮忙。她们不同意，反对这样做，他与她们争吵，大发脾气。但是一切都很好，因为他把它忘了，看不到它了。

不过当他亲自搬东西的时候，妻子却说：“何必呢，佣人们会做的，你又要做对自己有害的事了。”这时，它突然穿过屏障，一闪而过，他看见了它。它一闪而过，他还抱着希望它将就此消失，但是他不由自主地注意了一下腹部左侧，那儿还是老样子，还跟从前一样在隐隐作痛，他已经不可能忘记它了，它分明在花的后面窥视着他。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是的，就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个窗帘，我就像去冲锋陷阵，牺牲了生命。果真是这样吗？多么可怕，多么愚蠢啊！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然而却成了事实。”

他走进书房，躺了下来，他又和它单独待在一起了。他与它面对面，但却拿它无可奈何。他只能望着它，浑身发冷。

七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这是没法说清楚的，因为这是一步一步、不知不觉地发生的，但是在伊凡·伊里奇患病的第三个月，却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无论是他的妻子、女儿、儿子，还是他的用人、朋友、医生，更主要的是，还有他自己，大家都知道，别人对他的全部兴趣仅仅在于他是否能很快地、最终地腾出位置，使活着的人摆脱因他的存在而产生的麻烦，而他本人也可以从自己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他睡得越来越少；医生给他服鸦片，并且开始给他注射吗啡。但是这并没有减轻他的痛苦。他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所感到的那种隐隐约约的疼痛仅仅在起初使他觉得稍微好受些，因为这是一种新的感觉，但到后来，它却变得同样痛苦，甚至比明显的疼痛更使人受不了。

家人遵照医嘱给他准备了特制的食物，但是他却觉得这些食物越来越让人讨厌。他们还给他做了一套供大便用的特殊装置，可是每次使用都是活受罪。他感到受罪是因为这不干净、不体面，而且有臭味，还因为他知道，使用时必须有人在一旁伺候。然而正是在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中，伊凡·伊里奇找到了安慰。每次都由一个名叫格拉西姆的专干杂活的男用人伺候他。格拉西姆是一个衣着整洁、面色红润、吃了城里的饭菜以后发了胖的年轻庄稼汉。他性格开朗，总是乐呵呵的。起初，看到这个总是穿着干干净净俄式服装的用人干这种令人恶心的事，伊凡·伊里奇感到不好意思。有一次，他从便盆上站起来，没有力气把裤子提起来，就跌坐在软椅上，他恐惧地望着自己那裸露的、青筋条条、软弱无力的大腿。这时格拉西姆迈着轻快有力的步伐走了进来，他穿着一双厚皮靴，随身带来一股皮靴发出的好闻的焦油味和一种冬天户外的新鲜气息。他围着一条干净的粗麻布围裙，里面穿一件干净的花布衬衫，挽着袖子，露出年轻有力的手臂。他没有看伊凡·伊里奇（显然，他在抑制着他脸上焕发出的生命的欢乐，免得使病人看了伤心），径直走到便盆跟前。

“格拉西姆。”伊凡·伊里奇用衰弱的声音说。

格拉西姆哆嗦了一下，显然是因为害怕做错了什么事，他以一个敏捷的动作向病人转过脸去，那张脸红润、善良、单纯、年轻，刚开始长出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