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况且这个结除了水手，尤其是马尔他船上的水手，很少有人会打。我是在那根避雷针柱脚下拾到这缎带的。它不可能属于那两位被害人。说到底，即便我凭这根缎带就认定那个法国人是一条马尔他商船上的水手这一推断错了，这对我在报上登的那则启事也仍然没有妨害。如果我真错了，他也只会认为我是被某种表象迷惑，绝不会费神来追究。但假若我对了，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那法国人虽知自己在那桩凶杀中是无罪的，但他仍会自然而然地犹豫是否回应那则启事，是否认领那只猩猩。他会这样来说服自己：‘我是无辜的。我穷，我的猩猩值一大笔钱，对我这种处境的人来说算得上是一笔财产。我干吗要因为毫无根据的危险而失去它呢？它就在这儿，伸手可及。它是在布洛涅树林被人发现的，那地方远离凶杀现场。人们怎么能怀疑那桩凶杀是一头畜生所为呢？警察对此案茫然无知，他们迄今尚未找到一丝线索。就算他们查出了那头畜生，也不可能证明我知道那场凶杀，或是因为我知情就定我有罪。最重要的是，我已被人知道。刊登启事那人就认定我是那头畜生的主人。我不清楚他对我到底知道多少。如果我不去认领那份已经知道是属于我而且又值一大笔钱的财产，我至少会使那畜生容易遭人怀疑。我现在既不能让人注意到我，也不能让人注意到那头畜生。我要去应那则启事，认领回那只猩猩，然后把它关起来直到事情过去。’”

这时我们听见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

“准备好手枪，”迪潘吩咐道，“但没有我的信号不要开枪，也别把枪亮出来。”

房子的大门一直开着，来人没按门铃就进到屋里，然后往楼梯上走了几步。然而，他这时似乎又犹豫起来。接着我们听见他下楼的声音。迪潘正飞快地冲向房间门边，此时我们又听见他朝楼上走来。这一次他没有打退堂鼓，而是毅然决然地上了楼，敲响了我们的房门。

“请进!”迪潘的声音里透出高兴和热情。

进来的是个男人。他显然是名水手，高大，魁梧，健壮，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并不招人讨厌。他那张被太阳晒黑的脸有一大半被他浓密的胡须遮住。他手里拎着根粗实的橡木棍，但除此之外好像没带别的武器。他局促地鞠了一躬，用法语问我们“晚上好”，他的法语虽略带几分讷沙泰勒[49]口音，但仍然足以听出他原籍是巴黎。

“请坐，朋友，”迪潘说，“我想你是为那只猩猩来的。说实话，我真有点羡慕你有这只猩猩，一个非常漂亮的家伙，肯定也非常值钱。你看它有几岁了？”

水手长长地松了口气，露出一种如释重负的神情，然后放心大胆地回答：

“我也说不清楚，但它至多4岁或5岁。你们把它关在这儿吗？”

“哦，不；我们这儿没有关猩猩的设备。它这会儿在迪布尔街一家马车行的马厩里，就在附近。你明天一早就能把它领走。你当然是打算领它回去？”

“的确如此，先生。”

“让它走我还真有点儿舍不得。”迪潘说。

“我并不想让你白辛苦一场，先生，”水手说，“我也不能那么奢望。我是诚心诚意要付一笔酬金以感谢你替我找到那家伙。这么说吧，只要合情合理，你要什么都行。”

“那好，”我朋友答道，“这当然非常公平。让我想想!我该要什么呢？哦!我会告诉你。我要的报酬是这个。我只要你尽可能地告诉我莫格街凶杀案的全部经过。”

迪潘说最后一句话时声音很低，很平静。他也以同样的平静走到门边，锁上房门，把钥匙放进衣袋。然后他从怀里掏出手枪，不慌不忙地放在桌上。

那位水手的脸骤然间涨得通红，好像是憋得透不过气来。他惊得一跃而起，双手紧握木棍；但很快他又颓丧地坐下，浑身发抖，面如死灰。看他一声不吭坐在那儿，我对他不由得生出恻隐之心。

“我的朋友，”这时迪潘用温和的口气说，“你不用害怕，实在不用害怕。我们丝毫没有伤害你的意思。我用一名绅士和法国人的名誉向你担保，我们并不想伤害你。我清楚地知道在莫格街惨案中你是无罪的。但也不可否认你与此案多少有些牵连。从我所说的你肯定已经明白，对此案的真相我早已有了了解的渠道，你做梦也不可能想到的渠道。事情就是这样。你没有犯任何你能避免的错，你当然也就无可指责。虽然你当时尽可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走那些金币，可你却甚至分文未取。你没有什么值得隐瞒。你也没有理由隐瞒什么。反之，你在道义上有责任把你所知道的和盘托出。一个无辜的人现在因被控犯有那桩谋杀罪而遭关押，只有你才能说清那桩凶杀的真正凶手。”

那水手听完迪潘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定下神来；只是不再像刚才那样放心大胆。

“老天做证，”他略为踌躇了一下说，“我一定把我所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们，不过我并不指望你们能完全相信我的话。如果我那么指望，那我一定是个大傻瓜。但我是无罪的，我即便为此而送命也要说出全部真相。”

他的叙述大致如下。他不久前曾航行到东印度群岛。包括他在内的一伙人在婆罗洲登陆，远足到密林深处游览。他与一位伙伴共同捕获了那只猩猩。伙伴死了，猩猩就归他一人所有。返航途中那猩猩难以驯服的野性使他费了不少周折，但他终于成功地把那家伙带到了巴黎，安全地关进了自己家里，为了不招惹邻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