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块，那除非由几颗刺来创造一个奇迹，而一颗刺绝不可能办到。但即使是在靠近裾边的地方，也必须得有两颗刺才行，其中一颗作用于两个方向，另一颗作用于一个方向。而这还得假定那裾边未经卷缝。若经卷缝，则不可能撕下布片。由此可见，要单凭‘刺’的作用就从衣服上‘撕下’布片有多少障碍，有多么困难；可《太阳报》却要我们相信这样撕下的不仅是一块，而且是许多块。并且‘其中一块是裾边!另外有一块是从裙子上撕下的，但不是裙边’。这就是说，那完全是凭刺的力量从裙子当中没有边的位置撕下来的!恐怕这种事情别人不信也情有可原。但冷静地看，凶手谨慎地想到弄走尸体，但却把死者那些东西一股脑留在树林中，与这一惊人的情况相比，我上面所说的那些事情也许就并非使我们生疑的最有说服力的根据。不过，你若是以为我的意图就是要否定那片树林即凶杀现场，那你就还没有正确领会我的意图。树林里说不定有过一桩邪恶。或更可能是德吕克太太的客栈里发生过一起暴行。可事实上这并非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答应那位局长的不是寻找作案现场，而是查明杀人凶手。我刚才所引用的事实尽管琐细，但实际上只有两个目的，其一是证明《太阳报》自信而轻率的断言是多么愚蠢，但主要目的还在其二，那就是要让你顺着一条最自然的思路进一步去思索这桩凶杀是或者不是一伙人所为。

“我们只稍稍提一下那位医生在验尸时所验证的那个令人恶心的细节，以此来简单谈谈这个问题。这问题唯一有必要说的，就是他在验尸报告中关于歹徒人数的推断受到了巴黎所有著名解剖学家理所当然的嘲笑，他们认为该推断说法失当，毫无根据。这并非说事情不可能像所推断的那样，而是说没有提供推断的根据。难道没有做出另一种判断的充分根据？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搏斗的痕迹’。请问人们认为这些痕迹证明了什么。一伙歹徒。可难道它们不是相反地证明并没有一伙歹徒。在一名娇弱无力的姑娘和那群想象中的歹徒之间，能够发生一场什么样的搏斗？那场搏斗得多么激烈，得延续多久，才能够到处留下‘痕迹’？几条粗壮的胳膊没声没息地一使劲儿，那姑娘顷刻间就会香消玉殒。所以那姑娘当时肯定是完全由他们摆布。这下你可以记住，我关于那片树林不是作案现场的论述，主要是用来证明那不是‘一伙人’作案的现场。如果我们推测凶手只有一人，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也只有这样才能想象，那场非常激烈而顽强，从而留下明显‘痕迹’的搏斗。

“另外，我已经讲过，那些东西居然被完全留在后来发现它们的那片树林中，这一事实足以使人生疑。看上去那些罪证几乎不可能是被偶然留在那儿的。凶手当时镇静(谅必如此)的程度足以想到转移尸体，但却让一件比尸体(其容貌特征也许很快就会被腐烂消除)更确凿的罪证明明白白地留在了作案现场，我说的是那张绣着死者姓名的手绢。如果这是个偶然，那不会是一伙人的偶然。我们只能设想这仅是一个人的偶然。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一个人犯下了这桩凶杀罪。他独自和死者的尸体在一起。尸体一动不动地躺在他跟前，这使他感到了惊骇。他胸中的狂怒平息，这下心里自然产生出那种害怕死人的常情。他没有那种合伙犯罪时必然会激发的胆量。他独自和死者在一起。他浑身发抖，手足无措。可是他必须得处理掉尸体。他把尸体弄到河边，却把其他罪证留在了身后；因为，即使并非全然不可能，要一下子带走那全部累赘也有困难，而待会儿回去取则很容易。可就在他拖着尸体朝河边走时，他心中越发感到恐惧。一路上仿佛四下里都有人声。他不时地听见或以为听见一个旁观者的脚步声。甚至连对岸城里的灯火也使他心慌。他内心极度痛苦，不时走走停停，但总算及时到达了河边，并处理了那个可怕的包袱，也许凭借一条小船。但此时此刻，天底下还有什么金银财宝，天底下还有什么天网恢恢之威胁，能有力量怂恿那孤独的杀人者再次踏上那条艰难而危险的路，重返那片茂密的树林，重返那个血淋淋的记忆？他不会回去，管它后果是什么，即便他想回去也不能回去。他唯一的念头就是马上逃离那个地方。他转过身，永远不再面对那片可怕的树林，像逃避天罚似的逃之夭夭。

“可要是一伙歹徒又会怎么样呢？人多势众会激发他们的胆量，如果那种十足的恶棍心中竟然缺乏胆量的话。而假定中的那帮歹徒则全由十足的恶棍组成。恐怕他们的人数会阻止他们像我刚才设想的那个单身凶手那样手足无措，惊恐万状。即便我们能假设他们中一人、两人或三人有什么疏忽，这个疏忽也会被第四个人察觉并纠正。他们不会让任何东西留在身后，因为他们人多，可以一次把东西全带走。他们用不着重返那片树林。

“现在来看看尸体被发现时那件套裙的情况，‘从套裙裾边一直到腰部被撕成一条宽约1英尺的长带，顺着腰间绕了三圈，在背后系成了一个索结’。这样做的用意显然是为了弄出一个搬尸体的把手。可要是有几个人，他能想到使用这样一种方法吗？只要有三四个人，死者的手脚就足以被当作把手，而且是最合适的把手。这种方法只有一个人时才会采用。而这又为我解释了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