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中国，并用汉族的方式进行统治。作为统治者，他们沿袭以前历代中国帝王的做法，采用法家学说，置国家利益于人民利益之上。他们乐于维护这种状态，乐于维护其统治者的地位。为此，他们承袭了明代几乎所有的政策和制度，只是为适应其特殊需要所必需时才对其有所变动。他们所继承的政府体制是多少个世纪发展演变的产物，但是其基本结构是法家式的。明代的“律”几乎被原封未动照搬过来，由于其中许多条文可上溯到秦汉时代，它也基本上是法家的工具。因而，清代的政府结构，与以往历代一样，呈现出法家专权色彩。

然而，满族人所征服并统治的这个社会，基本上是个儒家社会，其指导思想是对家庭的忠诚和符合道德的行为（“仁”和“礼”），而不是法律和制度。这些儒家道德规范的旗手是士绅。士绅是个与众不同的社会集团，他们通过一次或数次科举考试，获得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特权。尽管他们人数相对来说并不多，但对于中国社会其他阶层而言，他们是儒家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支持者和仲裁人，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精通儒学的经典。政府官吏正是选拔自这一集团。但是，士绅集团的成员并非世袭，每个成员都必须亲自通过科举考试。[31]正是这些官绅“儒化了法律”，并用儒家的道德说教指导着帝王们。

与历代帝王一样，清代统治者也认识到，要保证其统治地位，他们必须要“使天下士绅悉入彀中”。国家注重法律，但士绅注重教化，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教化（“礼”）比法律更为重要。[32]而且，与前朝相比，清统治者在与士绅的关系上处境更为不利，因为作为满族人，他们被视为野蛮人。忠于明朝的遗老遗少们奋起抵抗满族人对中国的占领，因为他们是外邦人——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最初萌芽。但是对绝大多数明智的汉族人来说，满族人并不是要将其统治合法化的一个少数民族或一个地区的崛起，而是野蛮人自愿采纳的儒家文化。因此，清统治者力图在支持儒家思想上“比汉族人有过之无不及”。他们不能变更儒家信条以适应自己的需要，因为掌握和仲裁儒家信条的是士绅，但是清统治者能够而且运用了这些信条作为取信于汉族人并统治中国的手段。他们还大肆宣扬这一信念，即一个有道德的人不能做有悖于国家利益的任何事情：“如果人人都孝亲敬长，就不会有人犯罪了。”[33]

为确立其统治地位，满族人用尽了手段，既有道德的又有法律的，既有儒家的也有法家的，以确保皇位掌握在自己的子孙手中。其武库中最重要的武器是科举制度。科举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