聘用亲戚朋友做幕友（乾隆元年、五年、二十八年、三十四年，嘉庆五年）；[78]官员任职之省份、或邻省500里之内之人，不得聘为幕友；幕主迁转新职，幕友不得相从；而且，幕友在幕满五年须得更换（乾隆三十七年、四十一年）；[79]新上任之官不得续聘前任之幕友（乾隆二十八年）。[80]总督、巡抚须将其幕友情况随时知照吏部，各省下级官员亦须将其幕友情况知照督抚，每年年终，督抚须将所辖省区下级官员之幕友情况呈报吏部（乾隆三十七年）。[81]各级官员不得向下级官员推荐幕友，亦不得从下属官员幕府中选拔幕友，也不得允许家庭成员推荐幕友（乾隆三十二年，嘉庆五年、八年、十二年，道光八年、十三年、二十七年）。[82]

皇帝还诫谕各级官员要特别警惕，禁止其幕友与其他衙门的幕友结党联盟，特别是禁止他们与其亲戚相勾结，禁止他们在当地联姻，禁止他们建立私业，禁止他们利用其在衙门中的特权地位恃强凌弱、炫耀于人，禁止他们向亲朋和其他官员泄露机密消息，总之，禁止他们与当地人士过于亲密（乾隆六年、二十八年、三十四年，嘉庆五年）。[83]“幕友交通作弊，实为害政之端，自应设法清厘，严行饬禁。”[84]

以上禁令，若有违犯，责在官员，处分轻则罚俸一年，重则革职，有时吏部会拟出更重的处分。但是，如果官员对违禁事件并不知情，或只有监察不力之责，处分则会轻一些。另一方面，若违禁事件情节严重，有关幕友亦一并由吏部予以处分。

以上是消极防范措施。从积极方面来看，为减轻官员对幕友的倚赖，朝廷对那些不用幕友帮助、自己处理政务的官员特予表彰。康熙帝就曾表扬赵申乔，尽管他历任过下至知县、上至巡抚数职，但是没有聘用过一个幕客。[85]乾隆三十八年（1763），朝廷要求各级官员应自行处理一切政务。[86]

为了使幕友对政府忠实无欺，雍正元年（1723），皇帝又在一道答复吏部奏陈的上谕中，要求各督、抚将品质优秀的幕客上报吏部，以备简选为官。[87]雍正十三年（1735）和乾隆元年（1736）又重申此谕，但这一谕令却又淹没在种种限制之中：幕友须公正无私，须连当幕友六年，须由推荐之官具保。更有甚者，他们须得参加由督抚举行的考试，然后再等候各省将考卷报部复审、评定等级，最后由钦差大臣选拔任命。[88]由于限制太多，加之经济拮据，并没有多少幕友从这些诏谕中得到好处，直到清朝晚期，这些限制大多已被废除或不再被严格遵守，上述情况才得以改变。[89]然而，这些诏谕赋予了督抚荐举幕友为官的特权，这种特权一直保留到清朝灭亡。这就是说，清朝官僚几乎从一开始就有个人任命下属官吏的权力。

乾隆初年，有人建议将幕友编入国家正式官僚机构，给供职于督、抚幕中的幕友授七品衔，藩司、臬司的幕友授八品衔，府、州、县的幕友授九品衔，以后的幕友是由中央政府任命还是仍由地方官员自行聘请则未涉及。但是，这一建议从未付诸实施，原因在于，授予幕友的品级太低，从幕友相对于幕主的关系上看，会降低幕友的地位，同时幕友在薪水方面会蒙受重大损失。[90]幕府制度还是坚强有力的，是以保护幕友的既得利益，遏制这一使他们变成政府雇员的企图。

朝廷清楚地知道，它试图推行的那些限制在许多情况下是得不到遵行的。乾隆四十一年（1776），朝廷公开承认，禁止从本省聘用幕友和幕友任期五年的限制已是“有名无实”。同时，每年年终向吏部呈报所有幕友情况的做法亦已名存实亡。代之而起的，是朝廷几乎是恳求各级官员以双倍的努力禁止幕友们朋比为奸、营私舞弊。[91]

尽管幕友在政府机器的运转方面发挥了必要的作用，尽管从其扮演的道德顾问的角色来看，他们是在维护政府，但是他们首先忠于的却是给他们支付薪水的幕主，他们的首要目的，是使幕主能够履行其职责而不致受到朝廷的处分。幕府是各级官员的家外之家，因而，朝廷害怕它成为又一个盘剥吞蚀的渊薮。朝廷曾发现基于家庭方面的考虑有必要对官员们予以限制，现在又发现基于幕府方面的考虑也有必要对他们予以限制。

在任何存在着刻板僵化的或官方组织的特定社会环境中，人们都会本能地建立起一种非官方的组织与之并存以便开展工作。[92]这种非官方的组织依靠的是人际关系、其成员的品性和它高度的灵活性。在清代政治体制下，有着一整套详细的规章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官僚政治体制是官方组织，而强调人际关系和专门能力、不受刻板僵化的政府组织制约并由官员个人的私人友谊结成的幕府制度，是非官方组织。要使政府机器得以运转，二者需要互相依赖，缺一不可。

在和平稳定时期，清政府的官方组织机构是能够起到必要的领导作用的，是能够约束非官方组织的。皇帝和官僚之间固有的紧张关系，尽管通过“儒学的帝国化”大大缓和，但仍旧是一种产生矛盾的力量；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媒介——这种媒介曾经使士大夫阶层成为真正的杰出人物——依旧有活力。[93]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念仍旧是儒家的，幕友仍旧是官场的附庸，他们并没有什么打算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