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个人名义招募自己的部队。[12]

曾国藩的这支新军队被称为湘军，它以500人一营为基本单位。每一营分为四哨，辖于营官。营官之上设统领，统辖二至数十个营，这取决于他的能力。统领直接受制于大帅，即曾国藩。在这一制度下，曾国藩简选统领，统领简选营官，营官再去简选哨官，哨官才招募真正的“勇”。通过这种方式，将领与营兵互相熟识，他们来自同一地区，有互帮互助的感情和私人联系。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犹子弟之卫父兄”[13]。用曾经时断时续地供职于曾国藩幕府的王闿运的话说：“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率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14]

曾国藩对个人亲自招募一事坚定不移。他坚持，一旦某一统领因故改换，必须尽散其军，由新统领重新招募。他认为，为了保证“勇”听从新统领指挥作战，这是必需的。后来发生的几件事证明曾国藩是正确的。有几次，原统领调换后营勇没有遣散重募，结果，粗心大意的新统领丧了命，因为他的部队不为他作战，而是一见太平军便四散溃逃。[15]

湘军内部官兵之间的这种个人效忠由于“勇”得到粮饷供应的方式而更为加强了。因为湘军不是国家经制军队，因而其粮饷不能通过官僚体制的常规渠道供应。起初他们被迫依赖地方士绅的捐献，朝廷也曾下令湖广总督和湖南巡抚协助曾国藩筹集饷银。后来，湘军离开湖南赴外省作战时，户部虽曾保证予以支持，但并未能履约。[16]大部分粮饷要靠各将官自行解决，于是“就地筹饷”的办法普及开来。[17]每一将官都将当地饷源视为己有。他们控制厘卡，征收鸦片生产税和运输税，并向地方劝捐。[18]在最高层，1858年曾国藩征得户部同意，在湖口设立了粮台，负责收发粮饷；并得到允许，出卖从六品到九品荣誉官衔来赚取大量捐纳；1860年，又在江苏全境遍设厘卡。[19]曾国藩的密友和坚决支持者、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建立湖北总粮台，将其直接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帮助曾国藩，该省全部赋税均由该粮台征收，所有支出也归其分配，中央任命的布政使被闲置一旁，对粮台的措置不能过问。[20]尽管有上述种种措施，湘军还是常常由于缺粮短粮而陷于困境，这就限制了它的发展。然而，“勇”们十分清楚他们的长官为给他们筹集粮饷付出的努力，因此，他们忠于的不是国家，而是与其同甘苦共患难的各自的长官。

曾国藩私军的创立复活了幕府制度的军事性质。从这时起直到清末，这种私军一直是幕府制度的组成部分，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幕府成员的主要标准之一也便是其军事才能。

清代私军的兴起与元代以前私军形成的原因基本相同，即：中央政府或无力、或不愿意为适应新的形势而出钱出人，它也无力克服中国人向家庭和朋友而不是向中央政权寻求保护的需要。曾国藩虽已被畀以兴办团练抵抗太平军的任务，但并未被授予必要的工具。因此，为了执行皇帝的命令，他不得不依靠朋友。

曾国藩在1853年至1860年间的职位不明朗，殊不合于正规的地方等级制度，因此，他的幕府便不得不朝着清代前所未有的模式发展。1852年他离京出任江西主考官时，同时兼任着礼部左侍郎、署刑部左侍郎和署吏部左侍郎。[21]他的宦海生涯始于1838年中进士选翰林之时，从那时起，他在京中先后担任过多种职务，结交了众多的朋友，建起了一个关系网。然而，1852年在江西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而回籍丁忧后，他便成了“丁忧侍郎”[22]，这样，他除了虚衔外，没有了权力和俸禄，也不再担当公事。尽管此后不久他便受命协助湖南巡抚兴办团练、搜查土匪，其职位仍未明确，因为他并未被授以地方官职，严格地说，他仍在丁忧之中，先为其母后为其父，共占了此后七年时间的三年半。[23]1854年，他被任命署理湖北巡抚，但他以首要任务是率军剿匪、应全力以赴而为之为理由恳请皇帝收回成命。他的请求得到批准，但又被授予兵部右侍郎衔。[24]从1853年到1860年的七年中，他一直挂着兵部右侍郎这个衔。他供职于地方，但官衔却是属于京官的。更为糟糕的是，这一时期曾国藩的五个关防中没有一个表明他有确定的权力，没有一个能使地方官吏敬重他的使命、服从他的指挥。1853年他的第一个关防文曰：“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以下关防依次为：“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1854），“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1855），“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1855）和“钦命办理浙江军务，前任兵部侍郎关防”（1858）。[25]由于职权不明确，地方官吏们公开蔑视他，正规军将领们抵制他的军队，协助筹集湘军粮饷的文官们也绝少给予他热心的支持。地方赋税收入全都要流经地方正规官员之手，曾国藩所能做的只是站在一旁乞讨。[26]职权不清也使他不可能通过正规的政府渠道任用文职官吏来管理其军队从太平军手中收复的地区。

尽管挂“侍郎”衔使曾国藩在养兵方面遇到了不少麻烦，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