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用于扩建上海之公有居处。

11．根据李鸿章生前指示，江宁学馆分与国杰作宅邸，扬州一处房产分与经迈作宅邸。[25]

不幸的是，《合同》既未提及李鸿章各个庄园及城镇不动产的规模、位置或价值的具体情况，因而无法确定其总值，也未提到任何现金、珠宝细软及其他财宝。著者访问李鸿章已故孙李国超（李经迈的独子）时，他对李鸿章动产的处置情况也不甚了解。最可能的情况是其动产在李鸿章死前或死后不久就分了。[26]不论如何，这份文件确实反映了李鸿章不动产的情况，它们均在安徽和江苏二省，因为文件中丝毫未提及他在天津或北京有任何不动产，尽管他在北方任职多年。还有，尽管谣传李鸿章的当铺遍布全国，文件中却只提到了一处。李鸿章是否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是中国最富的人，至今还是个问题，但是即使是他已故的孙子也承认他是个相当富有的人。[27]

中国人把追求财富看作是一种自然愿望，一个人即使多子长寿，如果不是个财主，也不会被人们看作大人物。[28]人们是依靠德才为进身之价也好，用金钱买官也好，当官是发财致富的一种手段。1896年李鸿章在纽约会见格兰特将军（General Grant）的儿子时，他首先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是不是很富有，当格兰特作出否定的回答时，李鸿章说道：“你的意思是说，你父亲在历时五年的反英战争中身为将军并使战争获得胜利、嗣后又两度当选为美国总统，而你，他的儿子，却很贫穷！呜呼，我真不理解这怎么可能！”[29]即便是官吏本人要廉洁正直，他也仍要使他的家人和亲属过一种哪怕不奢侈豪华也要舒适安逸的生活。社会压力最终常常会压倒出于道德因素的考虑。[30]为财富辩护的言论在儒家经典中亦可见到，孔子说：“帮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君子应当富贵尊荣，小人则应贫穷寒酸。[31]从理论上说，官是君子，因此他应该是富有的。

然而，官员的薪俸少得可怜——一个县令的年薪是100两到300两——而且他还得自己掏腰包支付公私开支。[32]为了缓解这一状况，1728年雍正帝下令增设附加薪俸即“养廉银”，其数额是基本薪金的数倍。[33]养廉银的数额一地与一地不同，此官与彼官相异，但是1871年直隶总督的养廉银是1.5万两。[34]即使有薪金的这一增加，官员们也不指望自己的薪金能满足支付所有事务性开支及幕友的薪水。结果便是他们不得不截留一定比例的由他们经手的国家税收，并责令百姓为其提供一切运输服务。官方劳役服务费并不固定，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