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习惯而定。[35]清廷十分清楚这一情形，1709年康熙帝在给湖南巡抚的谕旨中说：“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36]

李鸿章身为封疆大吏，手中掌管着包括陆海军军费、地方税收、他省协饷等等数以百万两计的政府税款，简直不能确定他到底中饱了多少，即使只是1/10，那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另外，李鸿章在他主办的工商企业中用购买或收受的股资以分红利的形式所得的收入也难以估量[37]，同时，这些公司还为他提供特别服务如免费运送货物，这一特别服务与其他特权相结合，就使得他可以从事免税贸易。[38]他从投机钻营者手中收受了无数的礼品，他过生日时，下属们也得送些东西来孝敬。还有报道说他控制着安徽的大米贸易，他的庄田里还种着罂粟。[39]这些说法的真实性令人怀疑，但是毫无疑问，李鸿章利用职权在中国经济的内销外贸两方面罗致财富。然而，他罗致财富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更重要的是作为巩固和加强其权力的工具。

在中国，财富是通向高官和权力的必备之物，它能为你打开仕途之门，它能保护你免于受到损害，它能帮助你结党联盟，它是与人交往的润滑油。任何一个高级地方官员，如果不用大量金钱在京中结交当道，他很快就会失去靠山而丢官。在小说《太平天国纪事》中，有一段写到主人公——供职于常胜军的一个中国文人——对一些英国人描述他的曾祖父——一个大学士——退休时花了多少钱：

“向皇帝辞行的日期已经定下来了，要保证见到皇帝，他还不得不花钱开路。因为是大学士，他已经是在京城了，因此不必为进京花钱。但是他还得花好多钱，首先是皇城的门卫，其次是紫禁城的门卫，再次是御殿的侍卫们，打发了这些人之后，他还得打发宫廷内侍、内务府总管大臣、掌仪司郎中、传导官、总管太监等及其他一些人，这样他才能到达御前。”

“如果他拒绝这样做会怎么样呢？”伯吉斯先生问。

“那他就会因为没有觐见皇帝被指控目无君上、对君不忠，这样他就很可能被拿问审判，流放边疆，这是一种活着的死刑；同时他的家产会被悉数没收。

“我曾祖父花了二十五万多两银子才见到了皇帝。……他给皇帝和皇后送礼花的钱更多。”[40]

有报道说，1895年李鸿章被褫职奉命进京时，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政敌的伤害，被迫在朝廷大臣及其他各色人等中花了一笔800万两银子的巨款——相当于850万美元。[41]李鸿章得以坐镇直隶达25年之久，原因之一很可能是他定期向慈禧太后和其他朝廷大臣赠送厚礼。[42]这一现象如此普遍，已经成为官场活动的一部分，因而，在官方记载中，即使有，也很少提到它。然而，这一点从李鸿章的品性、其权位的取得和巩固、他用财富获取巨大政治权益的政治智慧、以及他视财富为向权力奋斗的基本工具等诸方面很容易推测出来。

据认识李鸿章的西方人士描述说，李鸿章的私人生活是很简朴的。他饮食简单，习性谨严。[43]他在给父亲及朋友们写的碑文中，以典型的儒家思想强调节俭的观念，因而在西方人士中，他是以贪婪吝啬而臭名昭著的。[44]尽管李鸿章否认这一指责[45]，但是他显然不愿意轻易花钱，除非是花到有用的地方。

有钱就有权，正因为如此，李鸿章才对它孜孜以求。也是出于这同一个原因，他使用金钱时审慎小心，但是一旦需要，他也能慷慨大方。金钱使他通向朝廷的联络渠道畅通无阻，也使他得以聘用能干的幕友。他相信以名利相诱具有广泛的号召力，这是使人们将其精力贡献于某一特定目的的最佳刺激物。[46]他支付给幕友的薪金是多少从无知晓，但是其中许多人的确在他手下发了大财。不过，李鸿章得以身居高位、腰缠万贯并罗致幕友，却是依赖于三个支柱中的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即他的体格和品质。

李鸿章品性的诸多方面中，最突出的乃是他对做官和获取名利的强烈愿望。这一愿望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但是对李鸿章而言，做官几乎就是为了做官，别无他意。

李鸿章20岁北上进京时，在下面这首诗中抒发了他的抱负，同时，也预言了他未来的生活道路：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丈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须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野鸥。

笑指卢沟桥畔月，有人从此到瀛洲。[47]

在本诗首行中，李鸿章表示他年届20，已为成人，正在去碰运气。清代以前，外出旅行时随身带剑是很普遍的事情。第三行暗示他将成为一代硕儒，远迈前贤。第四行中用一“侯”字，意味着他想要竭力仿效汉代班超这样伟大的军事将领。班超在“三千里”外的边境上因抗击匈奴而被封为“侯”。杰出的学者和政治家常常被比作“骥”，李鸿章也打算踵步前贤。卢沟桥即北京城外著名的马可·波罗桥（Marco Polo Bridge），许多名人曾从这里取道进京，取得了彪炳青史的功名，而这正是李鸿章的抱负所在。[48]

在写于同时的其他诗中，李鸿章更进一步抒发了他的宏伟抱负。他痛惜虚掷了20年光阴，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