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信中谈到这些事件时，表达了他对慈禧强硬政策的信心和尊重，也表示他相信这些政策能使中国走向和平与稳定。[41]存在于这两个才能非凡、位高权重的人物之间的那种长久、忠诚的交谊显然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慈禧和李鸿章都以对朋友忠实而闻名，但是他们之间关系的真正基石是他们互相承认对方的才干、互相需要，而且还对对方心存惧悸。慈禧有权罢斥李鸿章，而且有保守派做她坚实的后盾，但是她十分精明，从不公开反对这个拥有淮军、北洋海军和一批对他忠心耿耿的通晓商务、外交之士的人，她惧怕他的强大势力却又不得不依赖他。[42]据记载，李鸿章曾说：“皇太后总是干涉我的事情，她认为我太亲外了，她怕我是太有势力。”[43]为了抑制李鸿章权势的扩张，她在李鸿章和保守派之间挑拨离间，却又装出一副倾听“言路”的样子。她允许甚至暗中鼓励排外势力的喧嚷，这样，李鸿章及其志趣相近者提出的建议就往往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对。然而，一旦她下定决心要进行某项活动，她就迅速有效制止住这种喧嚷。尽管李鸿章威权极重，而且有时还能公开拒绝朝廷的旨意，他仍然是慈禧的工具，是慈禧操纵着他，而不是他操纵着慈禧。[44]

在李鸿章这方面，一旦慈禧下定决心要做某件事，他从不违抗她的旨意，终其一生都对她忠心耿耿。他对她的种种限制感到恼怒，但他从未透露出过有造反的意图。他的忠诚终于得到了报偿，每当千夫所指的紧急关头，她总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在1885年中法条约的条款引起的怒浪中，她在后面给他撑腰，使他得以在谴责的浪潮中稳渡难关，并得以对政敌的种种指责藐然视之；1885年中国被日本打败后，朝野上下纷纷要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这时又是她救了他的命。虽然慈禧和李鸿章二人方法各异，但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保全中国、保全皇室。正由于此，二人互相尊重对方，慈禧虽然骨子里是个保守派，仍能对李鸿章的许多自强措施予以支持并就国事征询他的意见。

李鸿章在兴办经营自强事业的过程中，还得到了两位最重要的满洲亲王的支持，这就是恭亲王和醇亲王。[45]恭亲王是道光帝第六子，同治朝时他在政府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光绪朝他的影响开始下降，其原因部分是因为在1875年政变时反对派曾支持的皇帝人选是他的儿子，不过，1870年代后期他依然是朝廷中一个重要角色，他对自强措施和外交事务的兴趣使他与李鸿章走到了一起。[46]然而，真正有实权的是醇亲王，他是道光帝第七子、光绪帝之生父。由于他是小皇帝之父，所以各项事务都是以他的名义批准、使之合法化的。[47]他的福晋是慈禧太后的胞妹，通过她，他得邀殊遇，升为大臣。李鸿章与醇亲王结交甚密，并竭力引起他对国防事务的关注，通过这一途径，李鸿章在地方上实行的措施便能成为国家的事情。通过醇亲王，李鸿章得以在相当程度上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朝廷，使朝廷相信，采用外国长技对中国没有危害。醇亲王也确确实实醉心于海军事务，1885年他受命总理新创建的海军衙门，而由李鸿章为会办。尽管他生性庸懦，而且事实上是他妻姐的工具，但他还是尽其所能站在李鸿章一边，支持扩建海军，支持在中国兴办洋务企业，他于1891年初逝世，使李鸿章失去了朝廷中一个宝贵的支持者。[48]

在直隶的25年间，李鸿章一直保持着与其他封疆大吏们的交谊和联系，这是他从1862年就开始了的。随着老同僚的谢世或退休，他们的位置被年轻人接管，这些年轻人有的或曾在淮军中供职，或曾在李鸿章幕府中担任过其他职务。1872—1894年间，两江总督一职（这或许是中国第二个最重要的地方职位）先后由下列人员担任：何璟，李鸿章的丁未同年；张树声，李鸿章前幕友；彭玉麟，前湘军将领；李宗羲，李鸿章的丁未同年；刘坤一，曾国藩之友；沈葆桢，李鸿章的丁未同年并曾同为曾国藩的幕友；左宗棠；曾国荃，曾国藩之弟。担任过四川总督的有丁宝桢和刘秉璋，丁宝桢曾任山东巡抚，当时李鸿章曾与他在剿捻之役中携手，刘秉璋则曾在李鸿章幕中赞划军事。何璟还曾任闽浙总督，刘坤一、张树声、曾国荃和李瀚章这一时期则依次先后实际掌握着两广总督一职，只有1884—1889年这几年例外，这几年间掌握两广的是李鸿章的冤家对头张之洞。[49]

同是在这23年中（原文如此。——译者），上述但任总督职位的人中还有许多人曾当过巡抚。曾国荃及李鸿章的丁未同年鲍源深曾任山西巡抚；钱鼎铭，李鸿章前幕友，任河南巡抚；丁日昌、何璟、刘铭传，福建巡抚；刘秉璋，先江西巡抚，后浙江巡抚；潘鼎新，李鸿章前赞划军事的幕友，云南巡抚；刘铭传还成了台湾首任巡抚，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期间是从1885年到1891年。[50]

尽管这些督抚中有些人曾是李鸿章的幕友，另一些人则是他的旧友，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这些人都受他控制。或许沈葆桢和丁日昌比其他人更顺从他的意志，特别是在海军问题上，因为他们均为其密友，他对他们有提拔扶掖之恩。[51]与之相反的是张树声。张树声为淮军宿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