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建议下，1866年底他和李鸿章对换了位置。1868年曾国藩移督直隶时，李鸿章已是湖广总督，因而马新贻被任为两江总督。这样，从1868年到1870年，中国最重要的三个地方职位就掌握在了李鸿章及其师友手中。天津教案和马新贻被刺[26]引起的人事混乱使得李鸿章向朝廷施加压力，让曾国藩回南京两江总督任，而不是让他退休进京当大学士[27]；尽管李鸿章现任直督，但是他在长江一带仍还有利益，因而希望有一个他可以依赖的人出督两江。

同是在这十年中，李鸿章之兄李瀚章曾代他署湖广总督（1867, 1869—1870），当时他正忙于镇压捻军及贵州和西北地区的叛乱。瀚章还曾先后任湖南巡抚（1865—1867）和浙江巡抚（1867—1869）。鸿章于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后，瀚章实授为湖广总督，担任此职一直到1882年。[28]

1865年李鸿章卸江苏巡抚任后，继其任者按顺序有：刘郇膏（1865—1866），李鸿章丁未同年及前幕友；[29]郭柏荫（1866—1867），曾国藩前幕友、李鸿章任上的江苏按察使；[30]丁日昌（1867—1870），李鸿章前幕友；张之万（1870—1871），李鸿章丁未同年；何璟（1871—1872），李鸿章丁未同年。[31]安徽巡抚乔松年（1863—1865年在任）曾在李鸿章任上当过苏州盐运使，这一职位是李鸿章为他搞到的。[32]1865—1874年间任安徽巡抚的英翰，在1854年李鸿章做当时安徽巡抚的幕友时是个安徽候补知县，1859年署合肥知县。[33]左宗棠、曾国荃和马新贻均曾当过浙江巡抚，李鸿章的丁未同事沈葆桢和曾在曾国藩军中任过职的刘坤一这一时期垄断了江西巡抚一职。[34]李鸿章或曾国藩的其他朋友和同年出任巡抚者还有：钱鼎铭（河南：1871—1875），沈桂芬（山西：1863—1865），李宗羲（山西：1869—1870），鲍源深（山西：1871—1876），郭嵩焘（广东：1863—1866），和乔松年（陕西：1866—1868）。[35]

除上述提到的两江和湖广两个总督职位的任职情况外，出任总督职位的还有刘长佑（湖南人，前湘军将领），1862—1867年间任直隶总督，此前还于1865—1866年间任闽浙总督；张树声（淮军将领），1871—1872年间任漕运总督；乔松年，1871—1875年间任河东河道总督；马新贻，1867—1868年间任闽浙总督。[36]

1872年，曾国藩去世，李鸿章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保护人兼同伴。曾国藩从他开始在北京任职时起就在那里广交朋友，以之为他及他的门徒们的奥援。李鸿章虽然从1862年开始也已在京师交结朋友，特别是巴结上了恭亲王，但他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曾国藩及其权势；然而，曾国藩去世两年后，李鸿章开始有了一种交往，这一交往将延续其终生并保证他在反对派的激烈攻击面前保住其职位——这就是他和慈禧太后的交谊。

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种交谊始于何时，它似乎是孕育于1874年和1875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1874年，两宫皇太后谒清陵时，正宫皇太后慈安召李鸿章护送谒陵，这就给了慈禧太后一个判断李鸿章的个人品性的机会。翌年，围绕着同治帝去世和慈禧发动政变（coup d'état）将光绪帝推上帝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慈禧提供了另一个机会以验证李鸿章的忠诚和能力。关于李鸿章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的作用有互相矛盾的记载，但是，不论是当时还是此后最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是：李鸿章及其忠诚的淮军在北京积极参与了这一政变。据说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朝廷中的反对派极力反对慈禧让他侄子继承帝位的计划，她便向直隶总督因而也是皇室合法保护人的李鸿章求援，请他率兵进京支持自己的行动。慈禧计划中继承帝位的人选与大行皇帝同辈，而他继承帝位是直接违反清朝继位制度的。按照清朝继位制度，新皇帝应该是大行皇帝下一辈的人。李鸿章的军队由天津出发，兼程行军，于午夜到达北京，这就意味着他答应了慈禧太后的请求。他的军队裹住了马蹄并用筷子别住了马嘴，悄无声息地包围了紫禁城。那些不可靠的满洲侍卫被捆绑起来拖进监狱，反对派首领被逮捕，到早晨，紫禁城已控制在李鸿章手中。慈禧太后既已降服反对派，便宣布由她四岁的侄子登基继位。目的既已达到，李鸿章便率军悄然返回天津。[37]

然而，马士和濮兰德（J.O.P.Bland）的记述却说，李鸿章并未亲自率军进京，而是派了一支淮军由慈禧的心腹亲信、护军统领荣禄指挥[38]；从李鸿章自己的信函看，他似乎对政变曾感到惊讶，而且直到1875年1月28日，即同治帝去世和政变发生大约两个星期后，他才到达北京。[39]尽管关于李鸿章在这次政变中的作用记载彼此矛盾，不管怎样，李鸿章确曾三次觐见慈禧太后（1875年1月29、30日，2月2日），慈禧令其返回直隶，这样，在帝位更替这一非常时期，她就可以依靠他控制京畿地区。[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