簿中或住宅门牌上找出疑似犹太人的名字，然后顺藤摸瓜，闯进住宅朝天花板放枪，恫吓住宅里的犹太居民。20多名犹太人在市民啤酒馆里被挟持为人质，其中有位74岁的老人同女儿们一起被押了进来。有位纳粹党徒建议把他们立即全部杀掉，但是戈林对他说：“我们无权处决他们。”

在慕尼黑市旧城区中心的伊萨尔河对岸，另一番掠夺与破坏景象在《慕尼黑邮报》（Münchener Post）报社全面展开。这家社会民主党报因经常直言不讳抨击希特勒及其纳粹而遭此劫难。《慕尼黑邮报》以社会民主党政治家艾哈德·奥尔为主编，是早就觉察到希特勒的思想立场及其极端主义危险性的公开出版的少数报刊之一。《慕尼黑邮报》一贯谴责危险言论及其传播者以及相关的各种手段。希特勒将《慕尼黑邮报》视为“厨房毒药”，一有机会必须铲除而后快。当天夜晚，戈林派遣的由冲锋队约瑟夫·贝希托尔德率领的希特勒突击队怒气冲冲，大肆破坏，打烂了《慕尼黑邮报》报社的每一扇窗户，砸坏了每张桌子，毁掉或偷走了每一台打字机，捣毁了全部印刷机和排版设备。他们还打碎了备受该报尊敬的思想源泉的象征——奥古斯特·贝贝尔的半身雕像。奥古斯特·贝贝尔是1869年社会民主党的创建者之一。舒伯纳-里希特派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赫尔曼·弗布克来到主编奥尔在三楼的办公室里。“这里有满满一文件柜的文件！”弗布克幸灾乐祸地报告说。他收集了成捆的个人文件和政治文件，然后得意扬扬地送到仍在市民啤酒馆里的希特勒面前。17

捣毁报社还不够。纳粹破坏分子又强行闯入奥尔在慕尼黑的公寓。但是这位编辑早已听说要发生暴动，提前逃脱了。失去了攻击目标后，这些私闯民宅者（以希特勒的司机埃米尔·莫里斯为首）对奥尔的妻子强拉硬扯，吓坏了他的两个女儿，最后带走了他的女婿。18

希特勒在市民啤酒馆里坐镇指挥，监督市镇附近暴动计划的具体实行情况。消息传来，至少有一处行动获得成功。在接到密语“婴儿顺利出生”（baby safely delivered）之后，罗姆率领手下300人直奔国防军地区司令部。这个司令部位于路德维希大街的林荫大道上，距巴伐利亚州图书馆很近，是洛索将军坐镇指挥的地方。手持帝国军旗组织的大旗，大踏步走在行进队伍前头的年轻人是罗姆先遣队的一名新成员，名叫海恩里希·希姆莱。他戴着一副眼镜，面无表情，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农艺师，狂热崇拜罗姆。后来他对希特勒也抱有同样的崇敬之情（此人在第三帝国期间成为冲锋队首领，也是纳粹大屠杀活动的主要实施者）。在国防军地区司令部，罗姆手下的人很快使洛索将军为数不多的卫队真认为他们在执行上峰命令接管大楼。他们在大楼四周围起了带刺的铁丝网，很快控制了重要地点的战略设施。

在其他地方，事情并没有进展得那么顺利。尽管他们拿下了洛索的国防军指挥部，但是收服慕尼黑国防军部队及其武器装备却没那么容易。这些国防军部队主要驻扎在慕尼黑西北边缘第十九步兵师第一营和工兵营的兵营里。当战斗联盟的武装部队到达那里并试图像罗姆手下那些人一样通过搬弄口舌控制兵营时，遭到了哨兵拒绝。后者称他们要执行自己已经接到的命令。哨兵的坚定态度对于扭转暴动局势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遇到抵触始料未及，消息传到了市民啤酒馆。希特勒非常冲动地表示自己要亲自出马解决问题。他认为自己先前在市民啤酒馆里“像把手套翻个里朝外”那样改变了现场听众的抵触态度，这一回他也能够搬用三寸不烂之舌，以其雄辩口才说服满腹狐疑的国防军部队投入自己的怀抱。于是，他离开指挥岗位，穿过整个城区直奔兵营。临行前，他让鲁登道夫负责看管仍被拘押的“同谋者”——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这是命中注定的。

此举铸成大错。在鲁登道夫看来，希特勒的这三位新爪牙是值得尊敬的军官同仁和绅士（即使卡尔也在一战期间被任命为军官）。作为一名终身军人（青少年时就开始上军校），鲁登道夫接受的是普鲁士式的职责与荣誉原则教育，而非学习不择手段的肮脏政治鬼把戏。甚至在他参与鼓动数年的种族主义运动中，鲁登道夫更多的是作为一位父亲般的人物，而非参与具体行动的战术专家发挥自身的作用。政治游戏规则变化无穷，结盟也为了权宜之计。所有这些他一窍不通。当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要求恢复自由，保证履行他们作为新政府成员的职责时，这位老将军根本不怀疑其中有诈。于是他便释放了这三名人质。

与此同时，其他冲锋队部队和战斗联盟部队正在执行上级命令。有一个连怀着迷惑不解的心态向隶属于圣·安娜广场一个修道院的教堂进发。后来这些部队才算明白其中的原委。一个又一个士兵从教堂地下室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支卡宾枪。过了一会儿，他们站成一排，把武器传递给卡车上的同伴。总共从教堂地下墓穴里取出3000多支步枪，全都是巴伐利亚民兵组织非法藏匿在那里的。另一个藏匿武器的地方在大学附近被打开了。冲锋队从一所名为“宫殿”的兄弟会联谊会堂地下室里取出100多支步枪。这些步枪一周前由罗姆藏在那里。罗姆因为善于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