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藏匿武器，人送绰号“机枪王”。19

尽管事先做了各种准备，但是由于各股暴动部队彼此之间缺乏有效协调，未能再攻占任何地面目标。虽然他们在数量上优于政府军——暴动部队总共约有4000武装人员，而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仅有2600人，希特勒的部队仍然没有组织起另一次有效进攻。20即便是罗姆企图占领离指挥部只有几条街的卡尔行政总部，也遇到顽强抵抗。他没放一枪就撤回了部队。只有前警察局长及其代表（当时已投靠暴动集团）暂时成功控制了警察总部。但是不到两个小时，警察总部大楼又重新落入执政当局手里。他们随即逮捕了暴动分子。

希特勒已经来到步兵和工兵兵营。然而他那种被吹得天花乱坠的鼓动劝说能力此时也终于捉襟见肘，陷入困境。兵营警卫人员禁止他入内。希特勒承认失败，离开了兵营。返回市民啤酒馆后，希特勒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他获悉鲁登道夫相信那三位人质的郑重承诺，已经把他们放走了。希特勒大发雷霆，骂个不停。鲁登道夫将军突然打断他的叫骂。“我不允许任何人当着我的面质疑德国军官的郑重承诺。”

逼人太甚，必有反抗，希特勒明白这一点。被释放的那三位人质很快就向他们的公众——向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宣布，他们发表的貌似非常诚挚的同希特勒暴动活动合作的言论无效。行动迟缓的卡尔需要的翻供时间比其他两位长一些。他采取了几个奇怪的措施，致使他手下的人摸不清他究竟站在哪一边。洛索走进兵营时有位高级军官提出一个挑拨性的问题，从而加快了洛索重新拥护官方立场的速度。“哎呀，将军，市民啤酒馆里的那个场面只是掩人耳目对吧！”洛索知道该怎样回答：“当然了，那都是逢场作戏。”洛索开始命令巴伐利亚的国防军部队向慕尼黑进军。针对希特勒暴动的战斗打响了。

将近午夜时分，慕尼黑的动乱局势在外界，首先在柏林引起反响。泽克特将军立刻得到发生暴动的消息，并迅速做出反应，调集柏林地区的多个部队参加行动。他准备必要时攻打巴伐利亚，这一举动最终可能会引发许多人所担心的内战。其他国家也注意到慕尼黑的动乱局势。《纽约时报》正准备在头版刊登通栏大字标题：“巴伐利亚发生反叛，拥立鲁登道夫为独裁者；据报道其拥护君主政体的军队正在向柏林进军；首都声讨叛国罪行，集结部队防卫自保。”上述新闻标题错误连篇，明显漏掉了希特勒，但是的确道出了形势的严峻性。本尼托·墨索里尼的驻慕尼黑特使甚至在卡尔第二次变更效忠对象之前还拜访过他，就发动政变和预期向柏林进军之事向他表示过祝贺。

另外还爆发了墙头海报之战。在大众广播时代到来之前的繁忙印刷时代，每个欧洲城市都办有许多报纸（慕尼黑市共有十多种报纸）。每天还可看到贴在公共场所墙壁上的大量海报和发布新闻披露各种事件的特别街头专栏。快印墙壁标语是一种重要的沟通交流手段，尤其适用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交流。希特勒领导的暴动早已为这种形式的战斗做好了准备。纳粹党人和战斗联盟推出一种快印宽幅印刷品，力图使慕尼黑市民相信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正式公告！”用黑色字母印刷的大字标题这样写道。“柏林‘十一月罪犯’组成的政府已被废除。临时政府已经成立。”然而，同暴动分子在全城到处粘贴的令人胆战心惊的公民告示相比，上述那种直截了当宣告政权交替的形式显得了无生气。其中有一个公民告示把“国家特别法庭”宣布为“最高法庭”。该法庭对于未具体提及的“叛国罪”进行判决只有两种判决结果：有罪或无罪。“无罪意味着自由，有罪意味着死亡”，公民告示上这样写道。“在三小时之内执行判决，不得上诉。”21对于希特勒及其帮凶而言，即使三小时在用法律手段制裁“1918年十一月罪犯”时也显得时间太长了。当时已经拟定好的一项政令点了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的名字，其中包括总统艾伯特，前首相沙伊德曼，把他们称为可以立即枪决的“不法之徒”。“每个德国人都有责任把他们交给国民政府，无论是死是活”，政令上这样写道。22

难以置信的是，希特勒及其夺权心切的暴动策划者们忽略了一条任何一场新的革命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占领通讯机构。尽管冯·德弗德滕早已制订好夺取慕尼黑电话电报交换中心的详细计划，但是并没有指派任何人负责指挥这一行动。因此，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可以同他们在慕尼黑以外和柏林的支持者们自由联络通话。甚至在最基层的机构——罗姆已经占领的地区军事指挥部内的交换台那里，参加暴动的武装人员竟然让军方负责管理电话通讯长达数小时之久。事后他们将为这种做法感到懊悔不已。

卡尔的政治外衣在一夜之间翻转了两次。为此他煞费苦心地要从历史上抹去前天晚上在市民啤酒馆里上演的那幕丑剧，尤其是最后那个群情激昂的场面：大家真诚地相互握手，非常动容地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他下令禁止慕尼黑所有报纸报道此事。有些报纸，比如具有民族主义立场的《慕尼黑最新报道》（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慕尼黑最大一家报纸，发行量达13万份），本来非常愿意遵守上述禁令，但为时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