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笛“呜呜”的响了两声，这艘蒸汽船无奈的在长江南岸停了下来，因为北岸已被各种船只挤得满满当当，实在是停不下了。

　　长江的北岸就是山城重庆，那高高的朝天门即使是站在江南岸也能清晰的望见，只是那朝天门码头却已被那林立的帆樯遮挡得严实，只能望见几缕淡淡的黑烟。

　　重庆现在已是共和军西征部队最重要的后勤中转站，从湖北转运过来的军用物资许多都在这里卸下，然后再由设在朝天门码头的兵站进行分配，或装在川江木船上运往西边的泸州，或由陆路运往西北边的铜梁兵站，供应成都部队。

　　现在船只的运力是充足的，不足的是陆路运力，本来，从重庆转运物资到成都，最方便的是走水路，由长江西进，过泸州，进至叙州，再由岷江逆流北上，即可直接航行到成都，但是，由于前段时间盘踞叙州、犍为等地的清军尚未肃清，因此这一运输方案无法实施，那么只能通过陆路转运，或由涪江北行至遂宁，再由遂宁兵站向西转运，但是无论那一条运输线，都离不开马车、挑夫，这在平原地区尚且是件苦差事，何况是这山路迢迢的川西。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就是打后勤，这个道理军人最懂，粮草固然可以在成都附近就地筹集，但是这弹药的补充目前只能仰仗重庆兵站，成都兵工厂暂时还指望不上。

　　为了转运军需，大批民众被动员起来，拿着微薄的工钱，在重庆至成都之间的迢迢山路上往来穿梭，好在现在春耕已经过去，大量雇佣农村壮劳力不会影响农业生产，而且将这些民众组织起来，既能补贴他们的生活，也能锻炼一下共和军基层干部们的组织能力，现在武汉的干部培训学校已经停课，几乎所有的学员都调到了四川，接受战争的锻炼。

　　不过即使是这样，重庆兵站每天总会有几艘船只耽搁行程，这些船只装载的大量军用物资必须耐心的在兵站码头上等待重新编号，以便在最短时间里运往最需要它们的地方，更多的骡马、车辆也随船赶到重庆，加入那支越来越庞大的运输车队，从最简单可靠的独轮车，到稍微复杂一点的两轮大车，共和军西征部队的后勤就是靠这些古老的运输工具支撑起来的。

　　“呜——呜——”

　　汽笛声又响了，这艘蒸汽船眼见在朝天门码头靠岸已不可能，只好无奈的在长江南岸的暂泊点下了锚，并放下两只舢板，将船上的乘客转运到朝天门码头。

　　作为身份特殊的乘客，顾维钧与杨度是第一批登上舢板的人，坐在摇摇晃晃的舢板上，两人举目远眺，着实被那朝天门码头的景象吓了一跳。

　　“这里的景象让我想起了新奥尔良的码头货栈，只不过那里铁壳船居多，而这里木船居多。”顾维钧感慨了几句。

　　“少川啊，不要将中国与美国比，比不了的，美国是工业强国，中国呢？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之所以没有沦落为列强的直接殖民地，只是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而且列强之间的矛盾也太深了。”

　　杨度也感慨了一番，拍拍手里提着的那只柳条箱，叹道：“此番入川，我特意带了几本世界地理图册，算是给总司令的见面礼，顺便叫总司令瞧瞧，咱们中国和外国的差距有多远，要想在列强夹缝中艰难图存，就必须学会隐忍，不要动不动就与列强对抗，忍字头上一把刀，当年越王勾践正是隐忍工夫了得，才最终灭了世仇吴国，咱们中国要想强盛起来，就必须先学会隐忍。”

　　“那若是忍无可忍呢？”顾维钧调侃的问道。

　　“那还是隐忍工夫不到家。”杨度一本正经的回答。“所谓‘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这才是隐忍的极至，也是临危不乱的极至。”

　　“我总觉得你对这位赵总司令有偏见，一位一手挑起革命大势的革命急先锋，不可能是一个莽撞的人，赵振华之所以对日态度强硬，我以为这应该是他的策略。”

　　听了顾维钧的分析，杨度也只有苦笑，袁世凯幕僚们说得不错，赵北在“蕲州事变”中的表演极大的提高了他的威望，尤其在年轻人当中，总司令已成了一位戴着“爱国者”桂冠的偶像，就连顾维钧这种留学国外的人也视总司令为中国的脊梁，何况是那些更加激进的国内青年学生呢？

　　若论老谋深算，总司令或许不如袁项城，可是若论操纵民气，袁项城就远不及总司令了，这固然是袁项城长期浸淫官场的缘故，但也与他的中枢地位不无关系，作为民国大总统，袁项城绝不可能像总司令那样去横挑列强，因为他的一言一行代表的是这个国家的整体，而总司令只代表着一个小小的地方实力派。

　　可是，总司令真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实力派么？

　　杨度绝不这样认为，无论是“蕲州事变”还是“川汉路款亏空案”，都可以看见这位总司令的勃勃雄心，他绝不会甘心做一个小角色，如果给他机会，他肯定会趁势而起，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但遗憾的是，袁世凯并不这样认为，他依然将南方的同盟会和光复会视做主要对手，因为在他看来，赵北是支持总统制的，至少目前还有利用价值。

　　自从当上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就变得越来越刚愎，听不进忠言，所以，杨度的忠告被当成了耳旁风。

　　此次入川，杨度虽然是毛遂自荐，但实际上也可以看作被流放了，名义上是“四川宣慰使”，可是跟着顾维钧一同到四川来，难道就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