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在华租界一共四处，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各一处，其中的上海法租界是面积最大、开辟最早的法国在华租界。

　　上海法租界于1849年开辟，起初不过是为来华经商的法国商人提供一处避风港，并作为法国天主教传教基地，其繁华程度远远比不上当时的英租界，不过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大量躲避战乱的华人涌入法租界，借此机会，上海法租界才慢慢兴盛起来，满清朝廷覆灭前夕，上海法租界已有华人十多万人，而且借着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出兵中国的机会，上海法租界也趁机扩展了一次界址，租界面积有所扩大，虽然还比不上合并之后的上海公共租界，但作为法国的“远东前哨”，上海法租界在法国外交人士的眼里还是很有分量的。

　　与上海公共租界的经济繁荣景象不同，受制于中法贸易的冷淡，上海法租界的商业很萧条，在租界居住的法国商人主要是生丝商人，依靠几家生丝洋行在华收购生丝，运往法国里昂，作为丝织业的廉价原料为法国本土商人带来巨额利润。

　　其实法国人更看重的是上海法租界的政治意义，这里不仅是法国天主教在华的两个主要据点之一，同时也是一部分中国失意政客寻求避难的场所之一，“戊申革命”之后，不少被赶下台的满清官僚都躲在上海法租界里，托庇于法国殖民当局，有的人利用以前在官场上积攒下来的黑钱开始转向商业经营，但有的人却仍对那失去的权力念念不忘，在租界里日夜谋划，试图东山再起，继续着他们的政治冒险事业。

　　任何一个老练的政客都不会轻易的放过这些“棋子”，法租界为他们提供庇护，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投资，如果这个东方国家的局势持续动荡的话，这些失意的中国政客未必不能派上用场，当年法兰西大革命时，英国政府就是这样进行“投资”的，不少法国政客的亲英情结就是那时候扶持起来的，现在，法国殖民当局不介意学一次英国，在这帮东方失意政客身上进行一番划算的投资。

　　作为一个老练的政客以及一个野心勃勃的外交人员，法国驻沪总领事窦麦礼就很重视这帮失势的满清政客，虽然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将这些官僚视为“盟友”，不过也把他们当成自己手里的趁手工具，一旦需要的时候，这些人就能派上用场。

　　现在，窦麦礼先生就在法租界工部局会见几个失意中国政客，作陪的还有工部局局长和几位董事。

　　租界工部局又称公董局，是租界当局行政管理机关，名义上是“自治”，但实际上却受各国领事约束，作为法国驻沪总领事，窦麦礼本人也是公董局的九位董事之一，可以直接插手工部局的所有事务。

　　今日窦麦礼会见的失意政客都曾是权势熏天的满清大吏：

　　瑞澂，曾为满清江苏布政使兼上海道台，上海和平光复之后，他就被立宪派“礼送”到了租界，之后一直借住在法国租界；锡良，更是当初一手挑起“建国战争”的满清云贵总督，现在共和政府对他的通缉令依然有效，锡总督哪里也不敢去，只能继续躲在法国租界里，靠着在总督任上历年搜刮的民脂民膏过着低调而奢华的生活。

　　虽然这两人都曾表示过不再寻求政坛复起，但是寄人篱下，却也有些身不由己，法国领事相召，他们也不敢不过来聆听教诲，不然的话，惹恼了领事先生，万一共和政府要求引渡，那么就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们了。

　　其实今日窦麦礼请这几位满清失意政客过来说话，只是为了告诫他们，在国民党的那位党务总理陶成章访问法租界工部局的时候，这些满清政客应该明智的“消失”几天，免得租界当局尴尬，也免得领事先生为难，至于他们如何“消失”，领事先生也给出了意见，那就是去公共租界躲几天，甚至连旅馆都为他们预订好了。

　　不出窦麦礼预料的是，瑞澂、锡良等人很痛快的一口答应了“自动消失”的要求，甚至不需窦麦礼催促，他们就已经打算告辞离开法租界了，看来他们对于革命党人仍是心有余悸。

　　窦麦礼也没有怎么挽留他们，将几人送出工部局，望着马车渐渐远去，正打算返回领事馆，一名法国耶稣会神甫已被一辆教会的马车送到了工部局门口，下了马车，望见窦麦礼，神甫径直朝他走了过去，打了个招呼。

　　“领事先生，我有事想和你商议，听说你在工部局，我就赶过来了。”

　　窦麦礼客气的回了礼，指了指马车。

　　“神甫，我们一起坐教会的马车回领事馆，有什么事情可以在马车上说。”

　　两人上了马车，那神甫直接切入正题。

　　“我希望领事先生向公使馆提交一份报告，请公使馆出面，向武汉军政府当局提出外交抗议！”

　　“哦？是向共和军抗议么？神甫，你什么时候也对政治感兴趣了？”

　　“刚才我收到一封从贵州拍来的电报，耶稣会派驻贵阳的一名神甫报告说，一伙武装到牙齿的共和军分子强行闯入当地的一所天主教教堂，蛮横无礼的抓走了几个教民，还对神甫进行了语言上的攻击。所以，教会方面希望法国公使能够出面，维护法国的尊严，保护在华传教人员的权益。”

　　“神甫，难道你认为公使先生有必要为这点小事烦心么？贵州政变之后，局势混乱，到处都是共和分子和立宪分子，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他们的事情，法国政府没有必要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