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

“眼睛瞄瞄左边，”一天下午，他吩咐我道，“现在瞟瞟右边。眼球移动的时候，房间的景象会模糊吗？”他等着我重复了一遍动作，“不模糊吧，没人能看出来。”

这类现象总能激起脑科医生的兴奋和疑惑。不是看不出模糊，而是被大脑完全剪辑掉了。首先跳过它——左眼视野，右眼视野，没有中间地带——再扰乱个人的时间感，使之觉察不到任何错漏。

科学家们认为，大脑一直在将没用的东西剪辑掉。他们给患者身上连接各种导线，让他们举起一根手指，听口令随时移动。每一次，在患者有意识地决定移动手指之前，大脑早早地就开始向手指传输信号了，时间差最长可达120微秒。S医生说能看到大脑预先的热身，之后患者才有意识地去想“动吧”。

真怪，而且越想越觉得怪。我最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

实际作出决定的，并不是我们意识到的心智——这个“我”会想，嘿，我渴了，我要去拿那杯凉水。但在你意识到自己渴的时候，指挥手移动的信号已经沿着手臂发送到半路了。思维不过是事后的想法。与此同时，大脑吩咐道，我们决定让你移动手臂，请这样考虑吧。

这种时间差通常不超过120微秒，而“禅”能将它扩大到几分钟，乃至几小时。

假如你遇到嗑Z的人，也看不出多大异样。他们的大脑仍在作决定，身体仍旧听从指令。你可以跟他们说话，他们也会回答。你们可以互相讲笑话，出门吃汉堡，做功课，交欢。

但是，对方的意识并不清醒，没有“我”的存在。你就像在跟电脑聊天一样。如果两个嗑“禅”的人交谈——“你”和“我”——就好比是两个木偶在对话。

＊＊＊

这是个小女孩的房间，四处洋溢着青春气息。毛绒公仔挤在书架和窗台上，紧挨着一摞摞基督教摇滚CD、几把发梳和几瓶指甲油。墙上贴着《青少年》杂志的海报，旁边的记事板上挂着足球勋章和自二年级起获得的业余体操联赛奖牌。桌子上摆着一枚方形饰板，上书“我承诺……”，劝诫年轻基督教徒克制婚前性行为。墙上到处都贴着或钉着照片：参加圣经夏令营的特雷莎，平衡木上的特雷莎，与青年团契朋友搭肩的特雷莎。每天早晨她一睁开眼睛，眼里就有上千件物品提醒她，她曾经是谁，她一直怎样生活，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抱起放在床头显眼位置的大毛绒熊猫。它看起来比我年龄还大，脸部的毛已经磨得往外冒棉花了，纽扣做的眼睛在白线上吊着——以前就补缝过，也许不止一次。

特雷莎的父亲放下那小得可怜的背包，里面装着我从医院带来的所有东西：洗漱用品、一两件换洗衣服、五本S医生的书。“我猜老阿布熊一直在等你。”他说。

“是阿布熊猫。”

“对，阿布猫！”我叫出玩具的名字让他很高兴，好像证明了什么似的。“知道吗，你妈妈每周都打扫这间屋子，你会回来的，她深信不疑。”

我从没来过这里，她也不会回来了，但我已经懒得纠正他们用的代词。“嗯，好温馨。”我说。

“她前段时间可操心坏了。她知道人们说三道四的，也许把责任推到她头上——推到我俩头上，真的。她担心他们说你坏话，受不了他们把你看成野丫头。”

“他们？”

他眨眨眼。“教会。”

啊。教会。对特雷莎来说，这个词语承载了太多，早在几个月前我就已放弃厘清其中的情感与内涵了。他说的教会是那栋达文波特基督教堂的红砖建筑，束束阳光射入一排排彩釉玻璃窗，灰尘飞舞，高高的窗户塑成墓碑的形状。教会既是上帝又是圣灵（却不包括耶稣——他是分开的，是个体，我不清楚为什么），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教会是指其会众，数十、上百人早在她出生前就知道了她的存在。他们爱她，时刻关注她，对她踏出的每一步都会作出评价。简直就像有一百个保护欲过强的父母。

我差点笑了出来。“教会觉得特雷莎是野丫头？”

他狠狠瞪我一眼，不知道是因为我轻慢了教会，还是因为我一直提他女儿的名字。“当然没有，只是你让太多人担心了。”他的声音保持着一本正经的语调，或许他女儿一听这声音就心里发虚。“知道吗，教会每周都为你祈祷。”

“是吗？”以我对特雷莎的了解程度，我敢肯定这会让她痛心入骨。她总是为别人祈祷，不是别人祈祷的内容。

特雷莎的父亲望着我，希望我脸上能绽现一丝羞惭，甚或几许泪滴。从知错到忏悔应该只有一小步之遥，但我很难把这当回事。

我坐到床上，把床垫压出一个深凹。真不习惯，双人床占据了房间的大部分，周围只剩几英尺空间，我该去哪里冥想呢？

“那么，”特雷莎的父亲开口了，声音缓和了些，也许是以为自己赢了，“给你一点时间换衣服吧。”他说。

他走到门口，却没有离开。我站在窗边，但能感觉到他还在原地，等待。最后，这怪怪的感觉迫使我转过身。

他正盯着地面，一只手扶着后颈。也许特雷莎能意会出他的心境，可我做不到。

“我们是想帮你，特雷莎。但有好多事我们就是弄不明白。谁给你的毒品，你为什么跟那个小子跑了，为什么会——”他的手一动，也许想做个愤怒或沮丧的手势，但又克制住了。“真的……很难理解。”

“我知道的。”我说，“我也是。”

他走时带上了门，我把熊猫往地上一推，长出一口气，仰面倒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