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是几乎可以预见的：在以后几天中，英国人击沉了71艘中国船，拆除了沿岸炮台，将水边地区夷为平地。但是，市中心仍未受到伤害。尽管英国人在1840年占领了舟山，广州人仍认为如果夷人打算登陆，那么他们是打不过中国人和满洲步兵的。英国人也认识到，仅仅取得水上胜利是不够的，帆船、炮船、炮台等等，都可以重新造。应当让这个城市屈服。5月23日，新造的吃水浅的汽船——“复仇神”号发现它可以从广州城外逆流而上，停靠在距城市防线后方很近的地方。5月25日早晨，当奕山准备迎战从南边来的敌人时，卧乌古将军的一支由印度及英国士兵组成的部队却在广州的北边登陆，穿过稻田，向东进军，占领了广州城北门外高地上的五座要塞，使在这些高地下方的广州城在其掌握之中。[5]

5月27日早晨，卧乌古正要离开营地，命令他的部队向广州城墙发起进攻以打开其大门时，一个信使追上了他，交给他一封义律上尉的信。广州知府余保纯已正式同意缴付600万元赎城费，并保证奕山及所有的外省军队在六天内撤离。作为回报，义律已答应不破坏城市。卧乌古应中止进攻，并保持英国军队在高地上的阵地，直至条件得到履行。[6]

将军很生气。他回了一个便条：“你使我们置身于最危险的形势之下。我的士兵们被可怕地困扰，我同后方的联系受到威胁，护卫队遭到袭击。我的部下必须继续观望而遭到可怕的麻烦。无论如何，你可以相信中国人，我则不，也不认为可以有任何松懈。”[7]

三元里事件的舞台已设置了。

1841年5月底，在那个闷热、压抑的星期里，英国军队在同痢疾、热病作斗争，从高地上无精打采地注视着广州城——羊城。在他们的下方，伸展着11世纪的城墙。城墙周长6英里，高25英尺，厚20英尺。有16个城门，还有分散的塔楼。城墙后面就是旧城。那里有满人驻防区、巡抚衙门、金库、武器库和只能容轿子通过的、用花岗石铺成的狭窄的街道。旧城南边，有一长方形的地区，那是新城。它有自己的城墙，城内有总督衙门。城墙之外，向远处伸展着一片商业区。这里分布着货栈和富商住宅。它一直延伸到河边及商馆地区，跨过河流伸入河南。

这个城市人口很多——至少有50万人。[8]小贩、艺人、店主摩肩接踵。被每天可挣两先令工资所吸引而来的广州三角洲地区的农民[9]，卸下和搬运各种各样的涌入广州的货物；用潮州船运来的广东沿海乡镇所产的盐、鱼、大米和糖；广西来的大米、肉桂；云南来的铜、铅、宝石和黄金；福建来的陶器、烟草、蓑衣、糖、樟脑、红茶、雨伞；浙江来的丝绸、扇子和上好刺绣品；安徽来的绿茶；湖南、湖北及河南来的大黄和各种药材。

广州则输出燕窝、檀香和外国奢侈品。有67000名男人、妇女、儿童从事织棉布、丝绸和锦缎的工作。[10]其他人则生产粗糙的瓷器、劣质的玻璃，然后从水路把它们运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大的珠宝商号加工制作宝石、玛瑙、黄玉、珍珠——一年可赚几百万元。木匠们制作上好的玩具和家具。从南方进口的象牙被雕刻成复杂而奇特的形状。这个城市像块磁石，它吸收进原料和人力，然后再把它们排出来。原料加了工，值更多的钱。

在河南区的那一边，城区与富饶的三角洲地带和顺德县的冲积平原联成一气。顺德县的北端差不多都是些小岛，与珠江的无数条支流互相交错着。在视力几乎看不到的南边，是世家大族的居住区，他们的子孙多在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任职。在这一片绅士住宅的周围，居住着小自耕农和佃户[11]，他们是广东大量丝织品的生产者。[12]

从城市移开视线，英国军队向北望，就是著名的白云山。它把南海县和番禺县分开。苏东坡在他被贬职到南方的日子里，喜欢到那里漫步。广州的诗人们在那里举行诗酒比赛。山的西边，沿着大北门伸展出去的大路，坐落着“九十六村”。村与村之间隔着小山、稻田、树丛和沟洫。这是一个中等富裕的地区。长年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有一小块肥沃的土地。夏天，城里的一些有钱人家迁到这里来，精心构筑乡间别墅。[13]在这些村庄的中心，有一个叫做三元里的小村。这个村与在炎热的5月里驻在高地上的英国士兵之间，隔着一连串的小山。

按照英国的军事标准，军队在岸边的那8天里表现得非常出色。几乎没有发生争吵、酗酒、不服从命令的现象。[14]但五千英、印军队无目的地散驻在乡村中，发生摩擦是必然的。无疑，英国人抢劫过。[15]事实上，“洗劫”（Loot）这个词（来源于印度语），就是英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首次使用的。征集粮秣甚至是经常的：如果某一户拿出食物和牲畜，就发给该户一张保护告示贴在门上。[16]三元里尤其受到这种骚扰。[17]一份当时的报告就提到夜间巡逻兵毁坏大门和篱笆，抢走牲畜，偷走衣物[18]。有些农民因英国人的枪炮掩体破坏了风水，另一些人则因英国士兵践踏他们的稻田而都感到烦恼。[19]但这些都是小事。是战争中的机遇，而不是这类小事会把一个农民驱向暴力。另外两桩事件激怒了当地的居民。

第一件事，第37马德拉斯本地步兵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