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制度及叛乱者的千年王国说，代表着一种新型的乌托邦，而它对中国说来是相当外国式的，而且也只有在洪秀全所用的基督教条文中才能找到。

当然，对于这四个论点的每一点，都有着反驳意见。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流氓无产者，不过是中国传统说法中的“无业游民”。对于绅士的论点，可以用有功名的人中也有太平天国支持者的事实加以反驳；或者说，对地方上特别反对太平叛乱的情况，了解还不充分，不足以证明这一空泛的论点。对第三种观点的反驳是这样的：在天命和超凡的合法性之间进行比较，只适用于叛乱的后期，即建立王朝时期，并且这种观点是建立在狭隘的语言学分析上的。它忽略了太平天国统治的其他的、传统的方面。最后，洪的乌托邦也不是来自圣经，而是来自神秘的儒家公羊学派的民族传统。

总之，人们都同意，了解这次叛乱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首要条件，但人们却很少对它有共同看法。其所以这样，部分地是由于——用马克·布劳克的说法——对原因与条件的混淆。很明显，鸦片战争后南部中国的社会混乱“引起”了动荡的发展。同样明确的是，西方的冲击“决定”了那一次发展的形式。不管哪一种情况，为探求根源，历史学家必须在时间上向后退，在空间上向东方转，回到那一争斗和混乱的熔炉中去——鸦片战争以后的头20年的广东。

我们很了解广东。作为中国人与欧洲人交往的地点，它已被人们详尽地研究过了。它的商馆，它的公行，它的总督，在游记，在官方的档案及外交史中，都有过记载。但在这些苦心经营的商人及行政机构的周围，还有着更广大的南中国社会，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也在酝酿发酵中，文人为中国军队的无能而烦躁，地主组织团练，佃户参加秘密社团，各个家庭为争夺当地的财富与势力互相争斗。简而言之，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

当然，并没有两个不同的世界。绝不可能在这种地方历史与民族的或帝国的或世界的历史之间划一条简单明了的界限。但难道不正是这一汇合毕竟造成了此时此地的历史吗？中国村民向一个英国人投石头，巴麦尊在伦敦白厅发怒，白厅向北京施加压力，广东省一个农民被斩首。地区发生的事情编织进了世界历史，中国发生了变化。

结果是，研究太平天国的根源，成了另一种研究，即分析一个新的历史单位：广州、广东、华南——它有着自己的一致性。

让我们致力于地方史的研究吧。

[1]福楼拜的一本小说，写一仆人老实而不聪明，虽饱受人类的痛苦，但不能深刻地了解事件因委。——译者

[2]英国历史学家，以研究世界文明史著称。——译者

[3]克拉夫（Robert Clive），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的奠基者，普来赛（Plassey）是孟买的地名。——译者

[4]什罗浦郡（Shropshire），十八、九世纪英国最大的工业地区。——译者

[5]塞佛河（Severn），英国最长的河。——译者

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

一

三元里事件

虎门沙角长城坚，元帅气傲自云贤。

黑夷卷席入平地，炮火夜落城楼前。

苦战身死关将军，坐视不救谁能怜？

广州妇女哭向天，白骨遍地群羊眠。

孙衣言，摘自阿英《鸦片战争文学集》（1957年）

1841年春，中国与英国隔着巨大的广州港互相对峙着。这是鸦片战争的第二年，是一个错误的开端和谈判失败的年份。1月份，英国人对虎门要塞发动了又一次进攻，使中国人损失了两座炮台、大部分战船和500名人员。满人琦善看到，除了商议停火之外，别无他法。《穿鼻草约》（1841年1月20日）使英国人获得了香港、600万赔款和直接同广州的中国高级官员打交道的权利。但是不论北京还是伦敦，对这个结果都不满意。不过，英国全权代表查理·义律上尉，仍努力坚持草约中的立场，直到2月26日中国新的防御措施激起英国人的又一次进攻为止。就在此时，琦善被皇帝的侄子、较为好战的奕山代替。英军又占领了虎门要塞的炮台，老提督关天培壮烈牺牲，奕山的副手杨芳还是力图按照道光皇帝的命令消灭夷人；与此同时，再次举行了一系列无结果的会谈。英国军队越来越不耐烦，逐渐逼近广州城。1841年3月18日，他们占领了商馆。面临着又一次严重的威胁，广州的中国官员同意恢复与英国通商。[1]

3月份休战后，又有两个月审慎的监视和等待。中国官员们试图恢复他们被粉碎了的防线。琦善曾解散2/3的水师以图节省开支。现在当局下专令征集“水勇”。在人口密集的东南与西南城郊，设置了特殊的防栅。建造了炮艇。在佛山铸造了一门万斤大炮。援军从四川、贵州、湖南和江西开来，使本地的守备力量达到45000人。训练了36000名乡勇。[2]义律上尉及新到任的军队司令、陆军少将卧乌古爵士一直不安地注视着这一切。[3]到5月初，双方都认识到又一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中国人则加速其到来。杨芳本想等到更多的援军，但希望取得一次辉煌胜利的奕山，在5月21日晚间密令他的炮船袭击正停泊在城外的英国舰队。[4]随之发生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