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观点主要依据张歆保：《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4、5章的论述。

[69]《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4—25页。

[70]《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5—26页。

[71]《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7—28页（朱批是回译。——译者）。

[72] 《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7—28页（朱批是回译。——译者）。

[73]许在其早年的政治生涯中，曾作过广州越华书院山长、广东按察使。

[74]《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9—32页。P.C.Kuo: 《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上海，1935，第5章。《清代通史》第2卷，第913页。

[75] 《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32—36页。《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第5章。《鸦生战争在中国》，第71页。《清代通史》，第2卷，第914页。

[76]《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89页。

[77]《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第6章。

[78]《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第58页。这是Kuo的译文。

[79]《清代通史》，第2卷，第915—919页。

[80]《夷氛记闻》，卷1。

[81] 《中国丛报》7: 112、232、336、437—441页，1838年5月—1839年4月。

[82]《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117页。

[83]同上书，第97页。

[84]《中国丛报》，9: 55—56、560—572页，1840年5月—1840年12月。《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第9章。

[85]《中国人看鸦片战争》，第26—27页。

[86]《林文忠公全集》，卷4, 2上。

[87]R.Jocelyn: 《在华远征六月记：士兵笔记之一页》，伦敦，1841，第4—5页。

[88]FO17/55，快件71，附件1, 1849年5月21日。

[89]《东莞县志》，卷34, 11下。

[90]《东莞县志》，卷52, 19下。《香山县志》，卷15, 8下。

[91]《东莞县志》，卷71, 1下。《香山县志》，卷15, 31上。

[92]《中国丛报》9∶167页，1840年5月—1840年12月。《十九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14页。

[93]《香山县志》，卷16, 4上。

[94]梁鼎芬：《番禺县续志》，1931，卷24, 11下。

[95]《续修南海县志》，卷13, 57下。

[96]《续修南海县志》，卷17, 9上。

[97]《东莞县志》，卷71, 16上。

[98]《东莞县志》，卷52, 21上。《香山县志》，卷16, 2上。

[99]方志中常说这种组织的直接前身就是绅士们的调停组织，常常“排难解纷”。见《番禺县续志》，卷20, 31上。

[100]《番禺县续志》，卷20, 31上；卷22, 9上。

[101]《夷氛记闻》，卷3。

[102]德庇时：《战进与议和后的中国》，伦敦，1852，1: 34页。

[103] 《番禺县续志》，卷24, 13上。周朝槐：《顺德县志》，1929，卷17, 9下。《鸦片战争文学集》，第739—740页。

[104]新安县的新界在1898年被割为香港殖民地的一部分，香港本身原只是这个县的一个小岛。

[105]《中西纪事》，卷13, 1上—1下。

[106]在乡勇袭击英国军队以后、三元里事件以前两三天，三元里和佛山周围发生过几起强奸和勒索的事件。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1, 7上—8上。《广州府志》，卷81, 40下。《中西纪事》，卷6, 9上。《三元里抗英简史》。

[107]《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79页。

[108]《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2页。

[109]《续修南海县志》，卷19, 10下。《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9页。

[110]《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82页。

[111]林福祥（1814—1862），香山人。学过兵法，并在广东著名的学者黄培芬门下学习古典经学。黄培芬向余保纯和琦善推荐林福祥，他们对这位年轻人提出的保卫广州城的计划，有很深的印象。穿鼻之战后，河防处于极糟糕的状态中，琦善指派林福祥去招募“水勇”。到1841年5月，林已训练了五百多人，并组织了一支包括十六艘沙船的船队，巡视广州城西面的水域。当卧乌古在广州北面登陆时，他的队伍正在那里防守。由于他的队伍在那个地区是唯一经过训练的队伍，他决定在石进附近建立起一个防卫中心。见冼玉清：《广东文献丛谈》，香港，1965，第41—43页。

[112]《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79页。

[113]我想到的与其相类似的组织，只有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的帮工联合会。

[114]FO1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