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件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

[115]公元210年以后，才使用“广州”一词，“广东”一词则迟至1150年。

[116]以上叙述据自：Harold J.Wiens: 《中国向热带进军》，康涅狄格，汉姆登，1954，第4章。宫川尚志：《南中国的儒家化》，载于A.F.Wright编：《儒家信仰》，斯坦福，1960，第21—46页。李济：《中国人的形成：人类学研究》，马萨诸塞，剑桥，1928。此外，我还利用了E.H.Schafer的新著《朱红色的鸟，唐代南方的形象》，并蒙他的好意，让我阅读了出版前的原稿。

[117]Edward H.Schafer: 《撒马尔罕的宝物：唐代舶来品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1963，第28—32页。

[118]费正清、邓嗣禹：《清代纳贡制度》，载于《清代行政三论》，马萨诸塞，剑桥，1961，第135—144页。

[119]加藤繁：《论中国的行》，见《东洋文库研究部研究报告》，8: 45—83, 1936。Etienne Balazs: 《中国文化与官僚政治》，纽黑文和伦敦，1964，第1、2、4章。马士：《中国公行考附广州行商述》，伦敦，1909，第24—27页。John Steward Burgess：《北京的行会》，纽约，1928，第211—213页。

[120]这里关于广州贸易的论述，主要依据以下著作：Tien-tse Chang：《中葡贸易：中葡材料之综述，1514—1544》，莱登，1934。张德昌：《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载于《清华学报》，1935年10卷1期，第97—145页。梁仁彩：《广东经济地理》，北京，1956。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条约口岸的开放，1842—1854》，马萨诸塞，剑桥，1953。程维新：《宋代广州市对外贸易的情形》，见《食货》1.12: 26, 1935年5月16日。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朝制度考》。Michael Greenberg：《英国的贸易与中国的开放》，剑桥，1951。Louis Dermigny: 《中国与西方：十八世纪广州的商业》，巴黎，1964。

[121]H.F.MacNa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