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息反抗。1841年时，绅士们曾惊慌过，但这次他们却应战了。1月14日，大街小巷都张贴了告示，宣称只要洋人进城一步，立即格杀勿论；如果行商企图保护洋人，将遭到同样下场。广州的高级官员们不仅软弱，而且也缺乏判断力。

殊不知英夷生长在化外之地，邪恶之乡，兽面狼心，面目似虎，狡诈如狐。彼等所以不敢贪求广东全省，仅仅在于彼等不得进入广州城，未能探听国家之虚实。[73]

与此同时，耆英秘密派遣广州知府刘浔同英国人商谈进城之事。不知什么原因，这件事泄露了出去，正如流言所传，知府确实已经决定了英夷士兵进城的日期。1月15日，刘浔从会谈地点返回。在回城的路上，一个粗野的苦力坐在路中间，有意挡住官方一行人的去路。刘命令卫兵揪住苦力的头发加以殴打。几千名围观的市民抱不平说，“官方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为鱼肉也。”惊慌的刘命令随从把苦力带回衙门。刘的一行人离开了，但民众尾随着。退却变成了一场骚乱。当刘回到衙门时，民众把卫兵推到一边，跟着他涌进衙门。一些人甚至闯进他的住所，烧掉他的官服，并喊道：“彼将事夷，不复为大清官矣。”另外一些人追赶知府直到后花园。刘从后花园的旁门逃到巡抚的住所。[74]

这是一次真正的市民暴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蓝皮书中关于这些平民百姓暴动的记载到处可见。骚乱使他们激动，他们又激起骚乱。街头上平静的人群随时都会变成一群高声喊叫、使外国商人和地方官吏感到害怕的暴民。欧洲中南部一些工业化之前的城市也曾有过这样的暴民，在那里，城市本身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平民生活在住宅区、教堂或上流社会之外。这一点使罗马、那不勒斯、巴勒摩或伊斯坦布尔等城市同伦敦和法莱明的城市有明显的区别。在后者，同业公会是民众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广州虽然有一些工业，但它的行会仅仅是一种保护性的联合体，并不代表一种明确的阶级利益。所以，它的市民并没有政治化。政治行动是以城市为核心的，充满着城市的爱国主义，并不是忠于某一特定的阶级。当这种行动超越了市民“暴动”时，它就成为“正统主义”的。首先，它以皇上的名义讲话。其次，它用符合传统观念的词句，指责知府鱼肉百姓，像寄生虫一样依民为食。但是，在这些指责声中，有一种新的、令人烦扰的论调。知府之所以是寄生虫，因为他过分亲近外国人。市民们已开始把他们的父母官同外国人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