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类似情况下，在其他地方也发生过同样的事：弗莱明叛乱、瓦特泰勒起义和泰波利分子[75]都认为他们的统治者与外国人站在一起、利益一致，他们强烈的仇外情绪是同不甚明确的社会不满联系在一起的。每一处，暴乱都是强烈的民族意识觉醒时期的先行者。同上述各事例相比，中国的阶级不满与“民族主义”是合二而一的，其趋向是潜在的革命。皇帝仍是至高无上的正统代表，但在这里已经有了以后革命的反满主义的开端。

这一次，绅士及市民并不满足于知府的去职。当布政使、按察使企图平息事态时，反对情绪更激烈了。1846年1月16日早晨，官员们都坚持不住了。布政使、按察使都否认他们曾企图反对“忠义的”百姓。蛮夷必将被阻挡在城外。[76]紧跟着这项声明而来的是总督耆英、巡抚黄恩彤低声下气的道歉：他们为过去被迫屈从于蛮夷的要求而深感羞愧，但是现在，他们已无意在夷人和广东人之间偏向夷人。耆英甚至推脱说他只是想测验一下公众的意见，他从没有真正打算让夷人进城：“如果百姓全都反对英国人进城，我们怎会愿意逆他们的意愿行事，屈从英国人的请求？请勿存疑虑。”[77]

广东的极端分子获得了明显的胜利。迟到的谕旨——那是12月就已答应了的，也没有使他们受到损失。皇帝给夷人的信息中充斥着惯常的说教，如“共同友谊”、“善待远人”，英国人得到的只是在广州贸易的含混不清的许诺。耆英利用这道谕旨，命令地方绅士不得再以“公义”之名行无秩序之行或张贴告示。[78]但是没有人上当。总督丢了大脸。英国人因为害怕这个温和人物被极端分子赶下台，暂时搁置了进城之事，这是耆英的唯一安慰。3月11日，英、法、美共同宣布，“皇帝陛下已经目前中国政府不能压制广州的百姓。公使们同意此事暂时推迟，但英国女王陛下的要求并未取消”[79]。

朝廷可不能忽视南方发生的这种街上闹事。1846年3月10日，湖广道监察御史曹履泰上疏提醒皇帝。他认为，广东百姓的排外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烈。外国人的要求使百姓与他们的官员日益疏远，地方上的盗匪则利用一连串的危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更糟的是，地方官已失去了对团练的控制，绅士们不再理会官府的告示。曹的意见是，对外政策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国内危机。在进城问题上应采取强硬立场，以免南部沿海的百姓起来造反。[80]

1846年5月28日，皇帝收到了耆英对御史的指责的答复。[81]他把广东的反对者分为两部分。有正直忠顺的绅士，也有专门制造混乱的人，他们利用每一次外交危机煽动暴乱。据此，应当采取三个步骤：首先，处置谣言制造者及暴民首领。其次，对英国采取强硬立场。第三，重新赢得绅士们的支持。第一步已部分地实行了，“一面饬令地方官密访严拿，务获首要各犯，置之重典，以儆效尤。当将次第妥为布置，及匪徒解散……”[82]不幸的是，百姓与官吏之间的鸿沟并不那么容易处理。双方应当一条心，虽然方法不同，目的是相同的。“但官则驭之以术，民则直行其意，其间微有不同。”[83]二者如果矛盾，就会像鹬蚌相争，最后让渔翁——英国人得利。广州人太蛮横、太排外了。“广州通商数百年，并无夷人进城之事。而民于夷，无论妇孺，皆呼为番鬼，不以齿于人类。”[84]此外，排外情绪导致了建立团练，而团练则是引起骚乱和叛乱的根源。“团练出于招募，因有壮勇之名，而无赖游手，不免杂错其间，故一旦撤退，往往流而为匪。”[85]当然，并非所有的团练都应受谴责；有一些，如升平社学就忠顺守法。

若社学则各聚其乡之父兄子弟，互相保卫。无事散处田间，有事听官调遣。法有类乎士兵，意不外乎保甲。虽其众尚不足数万，而均有公正绅士，为之钤束。[86]

最初反对地方官府以及烧毁商馆的，都不是他们。绅士和他们的团练基本上是忠顺的。

但是，曹履泰指出，当他们开始对官方的政策有怀疑时，情况就变得严重起来。在最近的危机中，他们第一次拒绝响应官府的命令。这确确实实是一个警号。如果政府以牺牲地方的爱国者为代价继续取悦于夷人，那么，“诚恐变生肘腋”[87]。

进退两难的困境仍然存在。如果在剔除不可靠的乡勇及暴民首领之前使夷人有了入侵的借口，广州城必然会陷于如1841、1842年那样的混乱。这一次说不定会随之发生公开的叛乱。另一方面，如果实行温和的外交政策，夷人可能会满意，但绅士们将不肯罢休。

只有一条路可走。象征性的调停会使夷人平静下来。这样，可以给广州当局一段时间，利用可靠的地方绅士去清除那些可能的捣乱分子。关键在于巧用计谋，有灵活性。但是，耆英能否做到既取悦英国人同时又安抚广州人？圆能变成方吗？

八

黄竹岐：时间到了

英夷伤天害理，贪官污吏鱼肉吾民，与之为伍，此乃我国之奇耻大辱，五百年所难湔洗！

告示[88]

1846年7月8日，一个名叫康普顿的英国商人同广州一个卖葡萄的小贩发生了争吵。激怒的英国人打了这个小贩并把他拖进中和行。一群小店主、工人、小摊贩集合在门外的大街上，吵嚷着要求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