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的很多不稳定，可能就是这一经济危机的表现。[172]最后，连大商号也受到了影响。因为生丝贸易的衰落，许多老行商开始专营茶业，还有的人越来越转向经营高利贷。鸦片战争以后，需要资金以重新建设。公行在高利率下乐意提供资金。[173]但是，“新制度”和贸易状况的变化共同造成的影响是无法克服的。到1900年时，所有的行商，除了怡和行的后裔，均已穷困潦倒，默默无闻。就是伍家的巨额财产，也只剩下10万元了。[174]

图一 1845—1848年间广州英船进出口货物趋势[175]

福、潮沙船商在这一时期也败落了。不过更多的是由于有桅帆船的兴起，而非鸦片战争的影响。自从1835年泰国的商号采用这种帆船后，远洋中的沙船就越来越少见了。[176]1842年后，外国船获准参与中国沿海的贸易。外国船在速度、武器装备等方面都胜过鸦片战争后兴起的海盗船，沙船被挤出了运输业。最后，由于海运贸易大多是奢侈品贸易（海参、燕窝等），在19世纪40年代的困难时期中，当然首先衰落了。有一段时期，沙船业的纯利高达200%—400%，到1852年，只有20%—40%。[177]

最后，那些为英国货充当掮客的商人发现，对所有这一切压力的反应，就是本地对外国纺织品的需求几乎下降到零。所以，1849年时只有纺织品商行中断英国人的贸易是不奇怪的：毛织品商于2月26日中断贸易，棉织品商于3月3日中断贸易。[178]他们的一份传单说：

我等常闻“近者乐，远者来”[179]。如此，生意就会兴隆。又闻国家安宁，货物就会自由流通。故我等布商从夷人手中买货又运销各省，一直相安无事。自道光二十一年英夷滋事以来，各商号生意眼看一日不如一日。试问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中能获微利者究有几家？……岂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丝和棉做成衣服而必须用外国货乎？[180]

是商业的衰落而非排外主义，激起了抵制。[181]

虽然存在着对入侵的恐惧，虽然广州的布商由于经济损失产生了怨恨，商人同英国人仍有着强烈的共同利益。是地方的而不是民族的利害关系激发着他们。

英国人眼看着团练在增加，公众热情在高涨。毫无疑问，公众将反对他们进城。文翰3月22日接到了巴麦尊的指示，否定了他的如果徐广缙不同意入城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