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进的计划。[182]所以他的唯一希望是清朝皇帝给予有利的答复。他的希望似乎没有全部落空，从广州城传出令人乐观的消息说，皇帝准许进城。[183]

徐广缙关于同英国人在虎门会谈的报告，于3月11日送达北京。在详细叙述了他的军事准备（但完全没有提到团练）之后，总督提醒说，英国人可能绕过广州而北进江浙。[184]这一点使徐向皇上吁请谕令夷人不得进城的请求受到阻碍。因为皇上真的对英国人可能北进的前景感到忧虑，于是就命令徐让步，让夷人保全面子，“自宜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185]。

总督一定是在3月25日到3月30日之间收到这一指示的。这比他约定给文翰回答的日期只早几天。徐现在处于困境之中。他所同意的而朝廷并不知晓的民众抵抗运动在迅猛发展，如果现在取消它，就会是大灾难。于是，徐决定向皇上报告团练之事，同时隐瞒自己在这个运动发展中的作用。他的加急奏报于4月14日送到北京。朝廷终于知道了有10万人“自发”地组成了团练。当然，“他们是忠顺于朝廷的命令的”。但是，驻在广州的正规军只有几千人，“岂能敌汹汹之众？……地方文武，亦安能有千亿化身，为之禁止耶？”如果允许英国人进城，那就意味着“内外交讧”[186]。

广东巡抚叶名琛，极力支持他的朋友的意见。他说，英国人是在虚声恫吓，“声东击西……但外强中干，口虽大言不惭，实则力有不逮”[187]。再说，地方团练已经组织起来，“均皆良善，并非匪徒，本系各顾身家”[188]。皇上被说服了。同一天，即1849年4月14日，他对总督和巡抚认为“进城一事实属万不可行”的奏折，批示“照该督等所议酌办”[189]。

朝廷的这道新谕旨4月29日才送到广州。在这段时间里，事态一直由徐广缙控制着。他大概相信有关团练的消息会使皇上改变主意。但与此同时，他还必须应付英国人。如果他只一味拖延，文翰就会发觉他是在隐瞒真相，那就造成了入侵的口实。[190]于是，徐独自做出了一项他的政治生涯中最冒险的决定。4月1日，他通知文翰，朝廷的谕旨已到达，内容是：“朝廷不能违背百姓的意愿而屈从于来自远方的人”[191]。徐伪造了一道圣旨[192]！

这场赌博的含意是非同小可的。如果英国人不理睬假诏书而攻打广州城，那么徐即使不算谋反，也得落个抗旨的罪名。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英国人确实见到了真谕旨的译本。因为，即使是在那个时候，英国的中文秘书处在广州衙门里就有一个极好的情报网。低级职员偷出奏报及谕旨的副本，便可得到报酬。在那年的3月底，郭士立[193]已经得到并翻译了皇帝关于暂时允许洋人进城的谕旨，但是否可靠尚有怀疑。[194]所以，当文翰得到假圣旨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是欺骗。他所能够做的就是改变进攻角度。他质问徐：一个城市的百姓怎么能够阻止一个巨大的帝国履行条约义务？皇帝的拒绝是否意味着“正式拒绝履行条约”[195]？徐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因为他已开始猜测文翰将要后退。[196]这一猜测只过了一星期就实现了，英国公使突然地无望地中断了通信，发出一个温和得可笑的警告：“我只能重申对进城要求未获准许的遗憾。这种无视条约的行为，迫使我向我国政府报告。”[197]

这是19世纪中国的首次外交大成功。北京喜气洋洋。[198]朝廷嘉奖了徐广缙、叶名琛[199]以及著名的绅士首领，就是普通市民也被授予一块写着“众志成城”的匾额。[200]广州人十分满意。更重要的是，绅士们对徐、叶十分感激，因为他们使民众抵抗的传统合法化，并使广东省在精神上获得复兴。他们在为这两位英雄建碑时说：

从1840和1841年的战争中结下仇怨以来，十余年间，彼等践踏我疆土，捕逐我男妇，河海内外同被摧陷，独我广东灭之于三元里，诛之于黄竹岐，即三尺童子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凡此均吾粤民风使然，亦赖诸大人关心民瘼，激励百姓奋起，才得众志成城，固若金汤。[201]

徐广缙为成功而自鸣得意。他甚至对皇上夸口说，他胸中有这一谋略，已有很长时间。“臣等窃以进城之万不可行，有不待今日始之者。”[202]皇帝没有注意这种微带无礼的语气，因为他分享了总督的乐观情绪。不幸的是，他们都错误估计了英国对中国进攻的长期性；虽然在当时，他们的对策确是一次辉煌的成功。徐广缙使圆变成了方，做到了不可能的事：“驾驭”了夷人，又使百姓满意。所以，1850年7月4日，皇上任命徐广缙单独掌管朝廷的夷务。[203]从那时起，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这位两广总督几乎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唯一设计师，他的建议都毫无异议地被接受。

徐本人，由于高兴、自信，以为他可以办成任何事。作为林则徐的老朋友，他一直同他一样，力主禁止鸦片。现在他以为他可以号召公众团结一致，最终在广东省扫除鸦片。下属们的强烈反对迫使他放弃了这个计划。[204]后来，或许是想对伍崇曜及其他人在护城期间的作为给予报偿，他转向对外贸易。这次他获得较大的成功。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