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1月，他下令增收新的茶叶税，茶叶只能存放在公行的货栈里，这样，又转向了旧的垄断制度。[205]文翰为阻止这一计划而诉之于海关监督。[206]英国人只是发出一声宽慰的叹息，就搁置了这一切。6月，南海、番禺两县知县乘英国人不备，突然规定每一担茶叶交两钱税[207]，同时恢复了旧的垄断制度。在英国人还没有真正弄清事态时，公行已得到了选择商人同外国人作茶叶生意的权力。他们征得的附加税都送到徐的衙门，以换取承包贸易税的特权。[208]两年以前，英国人的抗议可以使全城震惊，可现在他们只能忍气吞声。

徐变得越来越傲慢。据说他对自己的成功是如此得意，以至于把所有的公事都交给只知道“朘削民之脂膏”的助手们。[209]除了这些传闻之外，1849年的外交胜利还产生了一些对中国的未来并不很乐观的复杂情况。

首先，对团练的支持助长了社会的偏向。绅士们随着权力的平衡对他们日益有利而牢牢地控制着地方团练。与此同时，这种动员使农村陷入混乱，鼓励了“好事者”[210]。1849年的反洋人事件就这样赞许了自1841年以来泛滥起来的社会动乱。

第二，北京使自己受制于两广总督的决定，小人物掌了大权。

第三，英国人愤怒地思考了他们的失败。1849年危机后不久，巴麦尊发表了他有名的所谓“威吓的棍子”的话：“这些半开化的政府，……每八到十年就需要整整队，以使他们不要乱了套。”[211]这不是巧合。

北京换得了七年的自在。其代价就是天津条约。

[1]《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0页。

[2]《鸦片战争文学集》，第739页。

[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24下—25上。

[4]《鸦片战争》，第4册，第23页。

[5]同上书，第30页。

[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8, 23下；卷29, 23下。《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62—163页。

[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8, 23上—24下；卷29, 10上、24上。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6, 1841年4月6日。民国《东莞县志》，卷70, 7上。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7, 6上—6下。

[8]《鸦片战争》，第4册，第29页。

[9]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5, 18下—19上。《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4页。

[10]石井，后来石井社学所在地。位于三元里以北，南海、番禺交界处。社学遗址现仍在，为当地小学。

[11]《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1页。

[12]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9, 10下—11上。

[13]江村在番禺的西北角，邻近花县、南海交界处。

[14]《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2页。

[15]见本书附录二。

[16]D.A.Low: 《布干达人民主义的到来》，载于《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4.4: 433页，1964年7月。

[17] 《中国丛报》，4∶414页，1835年5月—1836年4月。

[18]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5, 18下—19上。

[19]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4, 47上。

[20]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 16上—18上。

[2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23下—24上。

[2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7, 38上。

[2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0, 27上—27下。

[2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1, 4下—9上。

[25]黄是卓越的古文学者，广州著名的书院学海堂的八大山长之一。

[26]这就是升平社学。

[2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2, 15上—17上；卷33, 11下—14上。

[28]《中国丛报》，11∶64页，1842年1—12月；12∶328页，1843年1—12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0, 27下—30上。

[29]《中国丛报》，11∶576页，1842年1—12月。（现据英文回译——译者）

[30]《孟子》，《尽心章句》下。

[31]《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2页。《鸦片战争》，第4册，第24页。

[32]华南地区在正式活动中也避免那种直接见面的接触。如土地交易、解决小纠纷、订婚、决定产品价格等，都需要中间人。见Daniel Kulp：《华南的农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以下简称《华南的农村生活》），纽约，1925，1: 99页。

[33]《中华帝国中成功的阶梯》，第35—37页。

[34]《鸦片战争》，第4册，第24页。

[35]《清史》，台北，1961，第4829页。谢兴尧：《太平天国史事论丛》，上海，1935，第137—144页。张相文：《南园丛稿》，北平，1929—1935，卷8, 9上—11下。

[36]由于某些原因，码头附近那些卖咸菜的小贩，多加入这样的团练。见FO2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