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史料旬刊》，地，341下。

[157]FO228/99，“艾姆斯莱—文翰”，快件36, 1849年3月5日。《中国丛报》，18∶167页。《中西纪事》，卷13, 14上。《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14上—14下。《广东十三行考》，第169页。FO17/153，“文翰—巴麦尊”，快件28, 1849年3月28日。

[158]FO228/99，“艾姆斯莱—文翰”，快件43, 1849年3月12日。

[15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14上—14下。

[160]WO1/461，“义律—奥克兰”，1841年6月21日。

[161]FO228/3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22, 1843年8月18日。

[162]FO228/3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65, 1843年9月29日。

[163]FO228/3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12, 1843年11月14日。FO228/4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1, 1844年1月8日。

[164]FO228/4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2, 1844年1月31日。FO228/51，“马额峨—德庇时”，快件9, 1845年2月4日。

[165]1844年和1845年的领事报告可参考的材料太多，此处难以列举。关于这些垄断化尝试的记叙，见当事人德庇时：《战时与议和后的中国》，2∶48—109页。

[166] 《英国人民的历史》，第161—162页。

[167]《中国通和外交部》，第12—13页。

[168]FO228/73，“马额峨—德庇时”，快件172, 1847年8月18日。

[169]《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63—366页。《中国丛报》，12∶331页，1843年1—12月。《清代通史》，第3卷，第457页。《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第43—48、54—55页。

[170]就进口方面说，上海耗失商业订单的最初征兆，早在1846年就出现了，那时，广州货栈里堆积着英国的大批毛织品，卖不出去。见FO228/61，快件28，附件1, 1846年2月21日。

[171]FO17/154，快件37，附件1, 1849年3月28日。《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66页。

[172]《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13页。

[173]《广东十三行考》，第168-169页。

[174]数字据英国领事报告：FO228/61，快件28;FO228/72，快件11，FO228/85，快件65;FO228/99，快件25。

[175]《广东的公行》，《通报》2.3∶309—311页。

[176]G.William Skinner: 《泰国的华人社会：分析历史》，依萨卡，1957，第42页。

[177]FO228/143，快件169，附件1, 1852年10月28日。

[178]FO228/99，“艾姆斯莱—文翰”，快件34, 1849年2月28日；快件41, 1849年3月10日。

[179]“近者乐，远者来”，见《论语》子路。

[180]英译文见FO17/153，“文翰—巴麦尊”，快件28, 1849年3月28日。

[181]对这一时期广东省经济的总的讨论，见本书附录四。

[182]FO17/153，“文翰—巴麦尊”，快件32, 1849年3月22日。

[183]FO17/154，“文翰—巴麦尊”，快件40, 1849年3月30日。

[18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36下—38下。

[18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39下—40下。《1849年的伪诏》。

[18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43上—46上。

[18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46上—47上。

[188]同上。

[189]同上。

[190]包令后来宣称，美国领事曾把巴麦尊放弃进城要求的意向告伍崇曜，伍又告诉了徐广缙，见FO17/188，“包令—格兰维尔”，快件1, 1852年4月19日。

[191]FO17/154，“文翰—巴麦尊”，快件45, 1849年4月18日；“徐广缙—文翰”，快件45，附件1, 1849年4月1日。

[192]《1849年的伪诏》，第310—313页。

[193]郭士立原是荷兰教会派往泰国和中国的德国人。他是最早掌握了中文的传教士之一。他在各地热心布道的同时，也为鸦片商和西方官员做翻译，后来他成了英国公使的中文秘书。

[194]FO17/154，“文翰—巴麦尊”，快件41, 1849年3月31日。

[195]FO17/154，“文翰—徐广缙”，快件45，附件2, 1849年4月2日。

[196]FO17/154，“徐文缙—文翰”，快件45，附件3, 1849年4月6日。

[197]FO17/154，“文翰—徐广缙”，快件45，附件4, 1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