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役雇员密谋放秘密社团的弟兄们进城，叶名琛决定，这个威胁必须铲除。旗军若能肃清城北的叛军，将得到3万块钱。在11月3日、4日两天的一系列战斗中，守城部队从命击退了造反者。许多个月来，北城门第一次开放。[123]

现在，当局可以把注意力转向佛山了。11月10日，官军从船上登岸，会合一大股大沥团练向佛山进发。这次进攻没有结果。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决定再试一次。这一次，红巾军从上次官军的进攻中吸取了经验。当旗军从船上登岸开始向城市进发时，一些红巾军悄悄跟在后面，迅速缴获了3艘快速帆船、7艘护卫船、16艘战船。然后，他们把战船上大炮的炮口转向在他们与佛山镇之间的人。交叉火力的硝烟散去后，1500名官军失踪或死亡。[124]

对佛山的进攻是一场惨败。放弃进攻之时正当广州城的南方又受到了来自新造的红巾军船队的威胁。这支造反者的部队是一批城市居民，一些流氓无产者，包括小店伙计、水手、苦力和曾为行商工作的经纪人。甚至还有一些外国人与盗匪一起干，主要是美国与荷兰的水手。他们受雇于红巾军，帮他们制造军火、子弹。为了保持这一团体的特征，使用的各种头衔不是采自中国，而是来自西方：社团的首领们被称为“领事”[125]。

推举出来的首领名叫陈显良。他曾接管地区长官助手的衙门。在那里，作为“广东省爱国志愿军总司令”，他的公开目标是“消灭压榨百姓的官吏和他们的狗腿子，重建旧日的大明统治”[126]。陈曾是河南的一个小店主。甘先造反时，他加入了佛岭市的红巾军，然后又到黄埔，同一些来自顺德的红巾军联合。[127]他的队伍依靠向行驶于广州与黄埔之间的商船征收过路钱并攫取占领区内农民的粮食以维持所需费用。虽然陈主张恢复明朝，但他唯一的、一贯的目标却是占领、抢掠广州。[128]

新造的叛匪迫使英国人思考他们在这场内战中应当扮演的角色问题。1854年7月叛乱刚刚爆发时，罗伯逊领事写信给英国公使包令爵士说：“我认为我们应当采取绝对中立的政策，呆在商馆内，等待未见分晓的结局，不同任何一方接触。”[129]公使本人不很清楚该如何看待这件事。一方面，英国的商业利益实际上倾向于广州城的秩序势力。但另一方面，包令看到傲慢的中国当局处于这样严重的困难中，又不禁有些高兴。同时，作为英国功利主义者詹姆斯·米勒的密友，他倾向于把叛军视为真正的反抗者，是为着争取自由人的权利而造反的。陈显良在10月1日恭敬地邀请英国公使访问造反者在黄埔的营地，引起了这样的观感。[130]但是，邀请书在以后许多个星期才到包令手中，那时，叛军的战船同英国商船已有过多次冲突，英国人已失去了对陈和叛军的一切天然的同情。红巾军确信英国商人私下向广州当局出售武器，于是陈在2月10日愤怒地谴责偷运火药进城的外国人，并专横地命令所有夷人立即离开广州[131]。包令为通牒所激怒（“我认为这是一件真正无礼的事”），开始对造反者失去耐心。[132]此外，由于陈已无处抢掠，没有商人可供绑票，他唯一维持供给的办法就是在封锁的名义下抢掠沿河的商船。在2月下旬，几乎每天都有英国或美国船只遭到登船抢掠。造反者变成了海盗。这时，包令认定新造的“造反者”只不过是一群盗贼。“使他们获得些微敬意和信任的微小的爱国和造反的因素，都淹没在使富足的广州城遭受一群无赖抢劫这一大目标之中。”[133]这是否意味着英国人将积极支持省当局呢？

1854年12月初，黄埔的叛军船队把帝国船队从澳门通道赶了出去，并开始向广州城开火，从那时起，叶名琛一直在寻求英国人的帮助。英国的商业界对船只事件十分愤怒，11月以来一直设法消灭新造的叛军。一个名叫屈林克的美国人聚集了一伙外国人，打算夺回新造；事成后，总督应给25000元现金奖赏。但是，在出发前，罗伯逊劝阻了屈林克，因为他怕叛军会报复。虽然“屈林克征伐队”没有起作用，但它却代表了19世纪50年代的一个新现象：包括商人、绅士在内的秩序势力，正把英国人视为天然盟友，而不是种族敌人。早在1853年5月，浩官（伍崇曜）曾请求当时在领事馆做译员的巴夏礼想办法使英国人干涉，反对太平造反者。[134]现在，在12月2日叛军船队发起进攻后，广州驻军指挥官沈棣辉亲自劝说叶，利用保证商去请求英国人的海军支援。[135]包令对这一非正式的接触的答复是：英国将严守中立。只有在叛军获胜时，英国才会介入以防止大屠杀。但是他又说，如果叶名琛确实希望英国的帮助，他应当亲自提出请求。[136]最后这一点十分恶毒。因为12月7日，当叶终于忍气吞声绝望地要求英国进行海军干涉时，包令欣喜地回答说，他的国家的政策是不介入另一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137]

当拥有200条战船的叛军舰队任意地在佛山与黄埔间来回行驶时，看起来广州城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是无力自卫的。为保卫水滨地带而从潮州调来的强悍的雇佣兵，不受管束，四处抢掠，只是更增加了混乱。英国领事罗伯逊确信，广州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