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快件180, 1853年12月24日。FO228/172，巴夏礼的报告，快件5，附件1, 1854年1月9日；快件16, 1月25日。

[104]光绪《广州府志》，卷82, 3下。《在华十二年》，第235—240页。《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53页注36。

[105]英译文见FO17/226，快件18，附件1, 1855年1月9日。

[106]这一叙述主要依据光绪《广州府志》，卷82, 3下—24上；对其他地方志的比较分析，见本书附录。除另有注解，府志是本章材料的基本来源。很遗憾，我没有能看到陈坤的《粤东剿匪记略》（广州，1871）。

[107]民国《顺德县志》，卷23, 5下。

[108]FO228/172，“艾姆斯莱—文翰”，快件73, 1854年6月14日。

[109]佛山位于广州西南15英里，有二、三十万人从事纺织、制藤、铜器、铁器、桂皮、粮食、油料的生产。见FO17/30，郭士立的报告，快件1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

[110]FO17/215，马礼逊的报告，快件112，附件1, 1854年7月20日。

[111]参见附录六。

[112]FO228/172，“罗伯逊—文翰”，快件86, 1854年7月24日。

[113]当时，属于广州守卫部队的有5千名旗兵，4千名绿营兵，2千名潮勇，4千名三角洲地区的乡勇。乡勇被认为是守城力量中的精华。朝廷的士兵每月只有5元钱，而雇佣兵可得7到10元。大部分三角洲乡勇来自东莞县，由一个名叫朱国雄的武举人带领。这支队伍参加了内战中大部分主要战役：校阅场之战、夺回佛岭市和进攻石井。后来，朱带领他的团练队伍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抵抗英国人。见民国《东莞县志》，卷72, 4上。《在华十二年》，第229页。

[114]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4, 48上。《清代中国名人传》，第501—502页。

[115]FO17/215，马礼逊的报告，快件112，附件1, 1854年7月31日。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台北，1963，第326—328页。

[116]《在华十二年》，第227页。

[117]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7, 14下。

[118]FO17/215，Caldwell的英译文，快件123，附件1, 1854年8月26日。

[119]FO17/215，马礼逊的报告，快件112，附件1, 1854年8月5日。FO17/216，马礼逊的报告，快件135，附件1, 1854年8月31日；领事备忘录，快件142，附件1, 1854年9月8日。

[120]卫是东莞人，曾任顺德县绿营军官。在红巾叛乱时期，他以一名剿匪勇士而闻名。见民国《顺德县志》，卷16, 5下。

[121]FO17/216，“罗伯逊—汉蒙特”，快件17, 1854年10月17日；马礼逊的报告，快件4，附件1, 1854年9月25日。

[122]无疑，广州自保的传统、大族的存在以及省城的巨大影响，终于团结了乡村并最终使秩序的势力占了上风。

[123]FO17/217，马礼逊的报告，快件59，附件2, 1854年11月10日。

[124]FO17/127，马礼逊的报告，快件59，附件2, 1854年11月10日；“罗伯逊—汉蒙特”，快件75, 1854年11月25日；马礼逊的另一报告在上述同一文件中，但无附件号。

[125]FO228/172，罗伯逊—包令”，快件86, 7月24日；快件91, 1854年8月17日。FO17/226，马礼逊的报告，快件8，附件12, 1855年1月4日。FO228/189，伯特的报告，快件3，附件1, 1855年1月4日。

[126]FO17/218，陈显良—包令的便笺，快件235，附件2, 1854年12月23日。

[127]陈可能于1854年4月在广西领导了一次叛乱。英国人的报告中谈到，“红肚带造反者”是由一个“广州的小店主领导的”。见FO17/213，“包令—克拉兰登”，快件14, 1854年4月20日。

[128]FO17/226，马礼逊的报告，快件8，附件12, 1855年1月4日。

[129]FO228/172，“罗伯逊—包令”，快件84, 1854年7月18日。

[130]FO17/218，“陈显良—文翰”，快件235，附件2, 1854年12月23日。

[131]FO17/227，“陈显良—文翰”，快件86，附件1, 1855年2月14日。

[132]FO17/227，“包令—克拉兰登”，快件86, 1855年2月14日。

[133]FO17/228，“包令—克拉兰登”，快件108, 1855年2月28日。

[134]FO17/202，“巴夏礼—文翰”，快件45，附件2, 1853年5月27日。

[135]薛福成的记述，引自《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