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37。

[136]FO17/218，快件226，附件1—4, 1854年12月6日。

[137]FO17/218，“包令—克拉兰登”，快件230, 1854年12月11日。叶名琛与包令间的信件，见同件之附件1、2。

[138]FO17/226，“罗伯逊—包令”，快件8，附件1, 1855年1月4日；“包令—克拉兰登”，快件31, 1月15日；马礼逊的报告，快件33，附件1, 1月15日。

[139]FO17/218，马礼逊的报告，快件231，附件1, 1854年12月11日。FO228/189，“罗伯逊—包令”。快件130，附件1, 1855年3月9日。FO228/190，彼特的备忘录，无编号文件之附件1, 1855年3月13日。

[140]FO17/226，马礼逊的报告，快件33，附件1, 1855年1月15日；“包令—克拉兰登”，快件36, 1月19日；快件39, 1月20日。FO17/227，彼特的报告，快件87，附件1, 1855年2月14日。

[141]FO17/245，快件62，附件1, 1856年2月12日。

[142]叶名琛并不急于让朝廷了解他对自己的司法权不满的程度，也不急于让朝廷知道他对绅士领导的团练欠了巨大的人情。他的军事副手沈棣辉呈送给他一份忠诚者和乡勇的荣誉名单，但他把它搁置起来。他不是没有奖给那些忠诚的绅士以通常的匾额，但只是以他个人的名义，而不是以皇帝的名义。而且，在向北京报告新造会战这样重要的胜利时，他甚至没有提到任何乡勇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见《大清历朝实录》，咸丰朝，卷167, 1下—2下。同治《续个南海县志》，卷5。《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52页注4。

[143]《中国：1857—1858作为泰晤士报在中国的特别记者》，第406—407页。FO17/231，马礼逊的报告，快件208，附件1, 1855年6月9日。FO17/233，“包令—克拉兰登”，快件297, 1855年9月13日。《在华十二年》，第235—240页。

[144]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9, 16上。

[145]《中国：1857—1858作为泰晤士报在中国的特别记者》，第407页。

[146]FO17/234，威妥玛的报告，快件331，附件1, 1855年10月13日。FO17/229，马礼逊的报告，快件15，附件1, 1855年4月15日。FO17/231，马礼逊的报告，快件208，附件1, 1855年6月9日。FO17/235，马礼逊的报告，快件368，附件1, 1855年11月14日。

[147]贝利沙鲁斯（Belisarius 505？—565）东罗马帝国大将。——译者

[148]《十九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5—20页，126—140页。《清代通史》，第3卷，第115—119页。罗尔纲：《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5.2: 235—250页，1937年6月。

[149]H.H.Gerth和C.W.Mills编：《马克斯威伯的社会学论文集》，伦敦，1948，第183—184页。

[150]FO228/157，巴夏礼的报告，快件101，附件1, 1853年7月21日。

[151]民国《顺德县志》，卷20, 14上—14下；卷23, 6上。

[152]这类团练中最著名的有冲鹤的潘家、龙山的左梦衡、小湾堡的程选、大沥附近的杨康。见民国《顺德县志》，卷18，19。

[153]民国《顺德县志》，卷18, 6下。

[154]民国《顺德县志》，卷18, 2上—2下。

[155]民国《顺德县志》，卷3, 1上；卷23, 7上—7下。

[156]这一叙述依据佐佐木正哉：《顺德县乡绅与东海十六沙》。又见牧野巽：《支那家族研究》，第575页。

[157]民国《顺德县志》，卷18, 6上；卷23, 9下。以下的论述，除另注明者外，均据佐佐木正哉：《顺德县乡绅与东海十六沙》一文提供的情况。

[158]民国《顺德县志》卷3, 5上—6上；卷23, 14下—15下。

[159] 《顺德县乡绅与东海十六沙》，第175页引。

[160]《中国东南地区的氏族组织》，第76页。《中国的土地与劳工》，第37页。《乡村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08页。《中国南端的土地问题》，第47页，第63页。

[161]T'ai-ch'u Liao：《学田：教育经费的一个问题》，载于《燕京社会研究杂志》，2.2: 212—233页，1940年2月。

第四篇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 （1857—1861）

十六

广州被占

引人注意的因素，是予人以深刻印象的沉寂，是在150万人口方面没有任何活动。他们的脉搏似乎由于前晚的恐惧而停止；如果他们还能够想，他们的唯一希望，似乎是让征服者忘掉他们的存在。[1]

由于著名的“亚